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8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发动侵华战争，置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人民众志成城，联合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力量最终打败日本，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甲午之败与抗战之胜，已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当中。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有敢于直面任何残酷历史的勇气，而只有不忘历史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发现东瀛日本正在发生着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变局——政治的极右化趋向和军国主义阴影的重新抬头，这无疑给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笼罩了不安定的阴霾，必须引起有良知的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警醒。
由“不保持战争力量”到军事力量的重新崛起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联合国处置日本的国际协议中明确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意欲征服世界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远剔除”，同时剥夺日本拥有军队的权力。因此，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美国驻军日本。而日本在战后制定的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则明文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
然而，一场原本无涉日本的战争却改变了这种局面。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维持东亚的战略平衡，遂调整其对日方针，决定启用日本来制约苏联和中国，开始有限度地授权并武装日本。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以“维持治安”和“加强防务”为名，建立了一支拥有75000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为日本军事力量的重建奠定了基础。1952年4月，日本政府将“海上保安厅”的力量改组并扩建为“海上警备队”。1954年组建防卫厅，并成立航空自卫队。至此，日本军事力量就在“自卫队”的名义下完全重建起来。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日本的军力包括陆上自卫队15.4万人，海上自卫队4.6万人，航空自卫队约4.55万人。当初的“自卫队”今天已然成为世界上少数装备极其现代化的强大军事力量。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在发展海上兵力方面不遗余力。海上自卫队拥有众多的“王牌”武器，其中包括6艘“宙斯盾”驱逐舰和3艘“准航母”。2013年8月7日，排水量2.7万吨的“出云”号直升机航母在横滨下水，而“出云”号，恰是上世纪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的一艘装甲巡洋舰的名字，其政治意义耐人寻味。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有一百余架世界上性能最先进的P—3C反潜预警机。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装备性能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拥有坦克900多辆，火炮近千门。尤其是陆战皇牌“90式”坦克，它配备了自动填药装置，也可射击直升机，在各国坦克“大比武”中入选“陆战之王”十佳龙虎榜，位居第三。
在航空战斗力上，2011年底，日本政府正式确定引进美国的F－35作为日本航空自卫队下一代主力战机(FX)。日本航空自卫队还有技术先进的空中预警机、大型运输机及空中加油机，其攻击能力、攻击范围都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由“专守防卫”走向“攻势防卫”的战略转变
战后“和平宪法”规定，日本实行“专守防卫”和“禁止武器出口”、“不派兵到海外”等原则。但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军队“依照国情国力渐进扩军”的原则也进入了充实发展的新时期。
1960年1月签订的《日美共同合作安全条约》，强调当日本安全受威胁时，双方通过“协商”，应付共同的危险。1970年，日本发表了战后首个防卫白皮书，强调要建立日本“自主而且独立的防卫力量”，建立一支“精锐化”部队，确保其制海权和制空权。以此为转折，日本在军事战略上发生了有悖于“和平宪法”的根本性变化。日本开始扩大对其防卫范围之外的全球和地区事务行使影响的权力。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打着“维护和平”的幌子，终于在1992年打破了“禁止向海外派兵”的禁律，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案”（PKO法案），相继派兵参加了柬埔寨、莫桑比克维和活动。
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发生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年10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从而实现了三个重大突破：一是突破海外派兵地域的限制；二是突破了战时派兵海外以及自卫队使用武器的限制；三是突破了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及惟一立法机关的国会对行政机关的制约，以前派兵维和应向国会报告，现在只需获得国会的事后承认。2009年6月，借打击索马里海盗之机，日本钻法律空子，制定了《应对海盗法》。这样不但派遣大型作战舰艇前往亚丁湾，而且开了海上自卫队正式常驻海外之先河。2012年9月，日本野田佳彦内阁公开违反中日就钓鱼岛主权“搁置争议”的默契，宣布购买钓鱼岛使其“国有化”，把原本平静的东海搅得恶浪翻滚。2014年4月，奥巴马到访日本，公开声明《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无疑给日本右翼势力注入了兴奋剂，助长了日本废止“和平宪法”、加快重塑军事大国地位的野心。
被掏空的“和平宪法”及其“和平主义”
安倍晋三上台后，煽动民粹，极力推动修改宪法，使得战后施行至今的“和平宪法”根基发生了动摇。他先在不改动宪法条文的情况下，通过内阁决议方式修改宪法解释，从而达到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图谋。安倍政府的真实目的，是要彻底颠覆二战的战后秩序，使日本重新拥有对外使用武力的国家权力。
2013年4月28日，安倍内阁主办的“主权恢复日”纪念仪式结束后，包括首相在内的参加者齐呼“天皇陛下万岁”。公然重提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口号，这表明日本宪法所倡导的和平主义只剩下一具形式意义上的躯壳，日本国家的所谓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右翼化和军国主义抬头的趋向。2013年11月，日本右翼势力为了欺骗世界舆论，混淆国际视听，由安倍晋三祭起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旗号，大投国际反华势力之所好。以所谓“中国威胁论”为幌子，叫嚣一个复兴的日本将在亚洲扮演更积极的领导角色，以制衡中国的力量。其实质是力图摆脱战后法律束缚，挑战国际秩序，实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太的战略利益，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惜养虎为患，致使日本在危险的轨道上越滑越远。
重新抬头的右翼势力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这其中既有日本“失去20年”的经济因素，又有右翼政客的选票因素，还有虚骄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右翼政客的丑态表演，虽然只有那么一小撮，但是，罪恶之花的绽放必然有其存在的气候和土壤，尤其是右翼政客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不管是上个世纪还是今天，都是日本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的主要祸因。而安倍政府，正是操弄民粹主义的“行家里手”。
2014年5月9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国民投票法》是规定修宪所需国民投票手续的法律。此次，投票年龄将在修改过的新法实施4年后从“年满20岁”下调至“年满18岁”。由于日本当局篡改历史、隐瞒美化侵略历史的教育政策，日本年轻一代中支持修宪者居多。日本的自民党、公明党和民主党等朝野7大政党对此也持赞成态度，只有共产党和社民党持反对意见。这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曾评论的那样，“安倍一直在隐藏其恶魔般的国粹主义”。《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的通过，恰是安倍彰显其恶魔般的民粹主义的公开证据。
与传统右翼势力和思想略有不同的是，日本的“民粹右翼”并不真正信仰国粹主义，但他们为了平息年轻一代缺乏稳定就业，对社会、对政治的不满情绪，便采取了与军国主义时期相类似的方针，把自身出现的问题主要归咎于中国等国家的发展，“逢中必反”的原则在年轻一代中如注入兴奋剂一样，这也使右翼民粹获得了其滋生和发展的土壤与空间。
和平与战争，是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但是在日本，当年就是以右翼和民粹相结合为代表的战争力量超过了和平力量，从而给世界带来了浩劫。今天，这个苗头仍然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在历史的烟尘中警醒
1894年那个甲午年，中日战争以大清国的惨败和屈辱而落幕，中国进一步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割地赔款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亡国灭种的危险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促成了民族的觉醒。1954年，又一个甲午年，经过一个甲子浴血奋斗的中国人，在建立新中国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洗刷了百年耻辱，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2014年，再逢甲午年，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发展繁荣，越来越接近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然而，在美国重返亚洲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日本再一次站在了遏制中国的最前沿，安倍政府否认二战侵略历史罪责，制造“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慰安妇必要论”、“侵略定义未定论”，掩盖日本法西斯暴行真相，严重违反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明确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宗旨，严重违背了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原则——表示愿意深刻反省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战争责任。
安倍还强硬表态称“要确保内阁成员拥有不屈服任何威胁（进行参拜靖国神社）的自由，维护对日本历史和传统的自豪”。这就赤裸裸地在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历史翻案，一次次露出军国主义复活的尾巴。人们不仅要问：安倍究竟要把日本引向何方？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历史也不应成为被忘却的记忆。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日本是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而我们却始终以宽容、博大的胸怀以德报怨。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也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但如果有谁视我们软弱可欺，妄图把战争加之于我们头上，中国人民将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今日之中国人民绝不会允许甲午战争的历史耻辱重演。
（两位作者分别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基层政工系副教授和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