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4岁的我接到了南昌三中的入学通知书，当时原以为不会再有机会读书的我，怀着对知识的向往走进了校门。谁知刚入校，学校即被并入“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完动员大会后，我们所有的学生和老师被分散到各个县。1969年1月23日凌晨，一行百来人的队伍坐上了驶往东乡的火车，在一个叫寺前的小站，等待着拖拉机把我们一批批接进学校。
爬上山坡，零零星星的矮平房围绕着孤零零的一栋两层楼房，那就是我们的学校：没有大门，没有围墙，用房子间隔出来的大片空地就算是操场。第二天在操场上集合，听农场领导讲话，让我们好好劳动，好好接受再教育。
又是一天的上午，大概十点左右的时候，田头间来了一大群人，为首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瘦长挺拔、精神抖擞，戴着一顶草帽，直直地冲着我们走来。到了田边，他脱了鞋就下了田，紧跟在后面的那些人，连鞋都来不及脱也都跟着下了田。那些人中有我们的校长以及干部模样的人。我顿时感觉这老头好威风，好厉害。原来，老头是当年“三五九旅”的旅长、曾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将军。
时间来到1971年，毕业分配就在眼前，在此之前，我无数次幻想过毕业后我会被分到什么单位工作，那时的我在学校也算是风云人物：是学校的五好学生。当第一个听到我名字时，整个人都傻了，我竟被分到红星垦殖场去养猪！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连长对我说，这是个光荣的工作，王老需要出身好、品学优秀的20个姑娘去养猪。
我们20个姑娘刚被接到垦殖场，有个干部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大办公室，原来，王老要接见我们。这是我第二次看到王震，也是第一次与他“面对面”。只见王老穿了一件藏青色中山装，戴着一顶有前沿的单帽，背着双手走了进来。当时的我们也不懂得要起立鼓掌什么的，就这样静静地听着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给我们讲养猪喂猪的意义：我们的猪都要转运到香港出口到各个国家的，是要换取外汇的，我们的工作责任重大。他鼓励我们要不怕脏、不怕累，一边养猪、一边掌握技术。接见持续了20分钟。随后，王老迈着健朗的步子离开了，和第一次见时的感觉一样，走路很快，脚底生风。
我们20个人被分到了各个连队，我和另一个同学留在了总场。总场的机关大楼是栋二层的小楼，也是我们的宿舍。二楼的西头四间大房间是王老的房间和办公室，紧挨着他房间的，是王老带来的一批中科院科研人员：水稻专家小潘，蔬菜专家老林，茶叶专家老吴等。其中一对夫妻，男的叫王兴，是王若飞的遗孤，被王老收为义子，个子高高大大，身材魁梧，他的妻子是当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我们都叫她“九九”。东头的四间大房间就是总场的总机室、广播室。一楼的西头住着的都是年轻人，我们的房间就在王老房间的正下方。最东头的是科研室，也是王老最重视的四间房间，我们猪饲料的配比和各种育种研究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大楼的旁边就是猪舍，从王老的窗口就能看到，猪舍一共四间，是用大红石垒起来的，上面盖着厚厚的稻草。我在工作时，经常看到王老站在窗边看着猪舍。我们饲养的猪都是进口的种猪约克夏、巴克夏。猪场是种猪实验基地，周围的猪场会牵着母猪来配种。全国各地的农场经常派人来参观学习，不管谁来王老都会带他们到猪场参观。
王老喜欢能吃苦、肯干的人，不管是自己的亲外甥还是从北京带来的高干子女们，都要下地劳动，无一例外。水稻专家小潘就是他最喜欢的，虽然是专家，但他整天就光着个膀子，一心扑在他的试验田里，研究他的高产水稻，快30岁了，对象也没有。因他全身晒得黑漆漆的，我们都叫他“非洲黑”。我们的场长徐文甫埋头苦干，王老也喜欢他，到哪里开会、视察都会带着他，哪里有好的经验，也是派他去学习。对我们的练书记，王老就不是很喜欢。练是读书人，戴着副眼镜，斯斯文文，生产劳动上不行。有一次，王老要进口英国的食用肉牛来人工配种、繁殖，可练书记没有把事情办好，当时王老冲进练书记的办公室，把他办公桌上的东西全部掀到了地上，其他办公室的人没有一个敢出来看的，更别说劝了。
起初我们都怕王老，但随着他经常来到猪舍，我感受到了他的另一面。王老很喜欢我们的师傅，每次来都会客客气气地叫他“老陈”，询问他猪场的各种情况。他问我：“你掌握了些什么技术啊？”我回答：“我学会了观察猪是否生病，会一些简单的治疗，会给猪量体温、打飞针、打虫，晚上还会守着母猪下崽。”王老听后哈哈大笑：“想不到，你还是个小接生婆咯！”此时我觉得王老很亲切。
慢慢地我了解到，王震等老干部，都是被林彪“一号令”下放的，而周总理则安排他们到江西等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的地方工作，这里离火车沿线较近，便于这些老干部有病时能及时回北京治疗。
红星垦殖场在王老亲自指挥领导下，显现出蓬勃的生机。我能有幸在王老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是我一生难忘的岁月，是我的荣耀，他使我从无知的学生走向社会的第一步走得十分扎实。我从王老那儿学到了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为人正直、脚踏实地的好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