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画传》出版时的思念

　　
　　我的父亲孙蔚民编写的《列宁画传》，在沉睡了40年以后，终于出版了。
　　当捧起这沉甸甸的画册时，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父亲的形象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又一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开始编写《列宁画传》，是在一次大病之后。
　　196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接到家里来的电报，“父亲病重速回”。我立即请假回去。当我快要走到家门时，看见门口聚集着许多人，还停着一辆救护车，医护人员正抬着父亲上车。我吓坏了，抄近路飞奔过去紧随着母亲上车。救护车向苏北人民医院疾驰而去。
　　为父亲治病的是位很有经验的医生。他50多岁，态度和蔼，神态持重。他全神贯注在父亲的胸部，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用听诊器仔细倾听，一而再地反复检查。我发现医生的额头脸上都渗出了汗水，看来父亲的病情非常严重，我差点哭出来。
　　医生摘下听诊器，说了几句安慰我父亲的话就出了病房。我紧跟着医生到了办公室，请求他将父亲的病情如实告诉我。医生脸色凝重，他对照着胸片对我说，你父亲的左肺全部是纤维化的结核病灶，功能萎缩；右上肺有肺气肿，下半部虽尚有功能，但有炎症。心脏因左肺失去功能而向右移位，现在又受着感染，病情十分严重。他呼吸困难，一旦窒息，就很难挽救了。他又说：“我们一定尽全力抢救。孙老有着这样顽强的毅力，我相信他一定会慢慢地好起来的。”
　　我明白，这是好心的医生在安慰着一个病危老人的家属，但我更希望他所说的“好起来”能成为现实。父亲在患病期间，受到了组织上悉心关怀，母亲日夜细心的照顾，他再一次闯过险关，战胜死亡。父亲的病情慢慢好转，三个月后便出院回家了。那一年他68岁，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医院治病。
　　父亲生病后，组织上决定让他以休养为主。父亲也感到大病以后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为了不影响学院的工作，就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不过，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父亲后来写道：“承各级领导关怀，准予在家休养，但我仍利用一定的时间，坚持自我学习外，在精神许可时，连带做些图书的整理工作。春暖以后，便开始将历年收集的列宁画片进行整理，根据现有的材料，准备编辑一本有系统的列宁画传，以迎接1970年列宁百年诞辰纪念。”
　　就这样，父亲在休养期间，着手并完成了这项工作。
　　往年我们每次回家看望父母亲，父亲总是兴致勃勃地把他收藏的字画、古玩拿出来，给我们讲述，让我们共同享受。那一年回家，他却让我们欣赏他多年收藏的有关列宁的图片。他在书桌上放着一本本旧杂志，杂志里面夹着一张张有关列宁的图片。站在桌旁的大弟家瑢告诉我，早在50年代初期，父亲就开始收集有关列宁的图片了。他订了《苏联画报》等杂志，把上面有关列宁的图片都剪下来收藏。每逢假日，父亲总要逛新华书店，把有关列宁的图书或画片买回来。那时，已收藏了三百多张图片，需要精选。父亲说，“编一本列宁画传也是我的理想，并且早有准备。”
　　父亲拿了一张铅笔画的列宁头像给我们看。他说：你们看，这张头像画得多好啊！那深邃的凝视着的眼睛，正在观察着国家和革命的大势。那略微上翘的下巴和长着一撮小胡子的嘴巴，发出的声音总是那么响亮，坚强有力，富有号召力和革命性。那轮廓分明的脸庞，是那样的庄严和生动，鼓动着人民起来革命。父亲接着又说，列宁领导全俄罗斯的劳苦大众，推翻了沙皇统治，在世界上第一个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大事。
　　父亲拿了另一张图片，非常强调地说：这是一张极其珍贵的图片，是列宁逝世时，我们中国工人为了吊唁列宁而献给苏俄的一幅刺绣。你们仔细看。我接过父亲递给我的放大镜，看见锦旗上面绣着列宁的半身像，上方绣着几行文字：苏俄工友惠存，赶紧在我们的首领新丧之前，把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为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与劳苦的群众解放而奋斗。中国广东锦纶工业联合会同仁敬赠。
　　接着，父亲又拿了一张纸币给我看。他说，这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时期印制的钱币，是真迹。我从父亲手上拿过来想仔细看，父亲忙说，不能东摸西摸，这是很稀有的珍品，摸坏了就太可惜了。父亲说，这是一个友人送的，那友人说，当时苏维埃政府设计的钱币图案，是采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画像。送给毛泽东征求意见时，毛泽东说，我不够格，还是应该用列宁的画像。
　　1940年3月，父亲在郭村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那年他45岁。父亲去世后，我们发现一本父亲亲手抄写的小传，上面写着：“我在1940年3月毅然决然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抛弃了国民党政权下的教育委员职责，正式参加革命。我参加党和革命工作，在我自己来说是不简单的，首先我从学校毕业投入到社会已经廿多年，一直抱着洁身自好、决不参加任何党派和组织的清高思想，而在45岁所谓不惑之年的中年时期，打破了廿多年坚持的观念，抛弃了廿多年相依的妻子和一向钟爱的七个儿女，投身到大敌当前、前途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去争取遥遥无期的革命胜利，这一切都不是轻易的，能够解决是经过尖锐的痛苦的思想斗争的。我不是像一般年轻人一时的感情冲动，更不是革命形势顺利发展下的政治投机。”又写着：“我中年以后还能参加革命，家庭贫寒，深受贫穷和压迫的痛苦，使我有一定的革命性，在社会上有较长时期的阅历，所见所闻都是腐朽、没落、黑暗，使我对国家前途悲观失望，抗战爆发时，这种情绪达到极点。这时，忽然看到了一个不寻常的、合乎理想的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让我感到如同在茫茫黑夜里陡见灯光的情景还要强烈的希望，我把国家民族的存亡和个人家庭的出路完全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的认识提高了，思想斗争胜利了，我就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我读着这样的话，很快联想起，1940年春暖花开之时，田里的油菜花蚕豆花豌豆花开得喷喷的香，我放学回家后见到了大姐。她从新四军驻地吴家桥回家探望父母。每次大姐回家母亲总是早早的让我们吃晚饭，做完了功课就上床睡觉。照例父亲和大姐总要在一起谈心。那一天我睡不着，仍然睁着眼睛东张西望。我看见在那盏煤油灯下，大姐和父亲紧紧地握着双手，大姐轻轻地叫了声“爸爸同志”，父亲也轻轻地叫了声“孙峰同志”，父女俩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当时我不懂“同志”的意思，也不明白称同志时为何会流泪，我真想起床问问他们，但是我没有，我不能打断他们的谈话。那一天他们谈到了很晚，很晚。第二天我忍不住问大姐，大姐笑了笑对我说：“你现在还小，说给你听，可能不会懂，以后会懂的。不过，我还是告诉你，你好好听着。”
　　我很高兴地坐在大姐的身旁，听大姐说：“‘同志’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两个字，但含义很深奥而又崇高。简单地说就是从今以后我和父亲携手走在一条共同理想的人生道路上，我们的生活目标有了明确的方向，不再是‘十字街头’的彷徨者了。”她接着说：“现在我们的思想很清楚了，当前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抗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我们未来的理想和任务，则是为实现美好的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实现最高理想的有高度物质基础、高度文化和科学水平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我们终身要奋斗的目标和任务。”
　　大姐稍停了一下又跟我说：“我和父亲深感到，我们虽然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为实现这种崇高的造福人类的理想而奋斗，无限光荣。”
　　听了大姐的这番话，我当时好像懂了，又好像不太懂。不过，我以后是真的懂了。1943年我和二姐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父亲、大姐携着手一起走在共同理想的大道上。
　　70年前的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入党以后便积极投入到郭村保卫战中。新四军撤离郭村时，他又随军东进。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日伪军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父亲随苏中党政军机关撤离东台县城，到大丰、小海一带乡镇。父亲被派到小海区，协助区政府工作。小海是大丰的前哨，侦察敌情、分析情况向党政领导汇报成为父亲的首要任务。父亲聚精会神地坐守在地图和电话机旁，接连许多个昼夜不得休息，因而咯血，旧患大发，座椅四周都是血迹。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决定父亲回家休息。父亲回家后还是经常吐血，每天早上母亲用灶膛里草木灰，覆盖在父亲吐出的鲜血上，然后扫干净。我看了以后很害怕，直想哭，人是靠血来养的呀！吐这么多的血，身体是要垮的啊！当地没有医院，也没有药。母亲只能用父亲带回来的几根老藕，连同藕节，煮成汤给父亲喝。每天早上，母亲到隔壁豆腐店里买一碗豆浆，冲上一个鸡蛋给父亲吃。
　　父亲的病虽然很重，人非常瘦，但是他很乐观，每天到田埂上走走，看看地里的庄稼。有时，他还到邻居家串串门子，拉拉家常。邻居们都喜欢父亲，说他和气、人好，特别喜欢父亲和他们讲讲外面的故事。每天晚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挤满了我们住在的小屋，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男人们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女人们捻线、纳鞋底。他们借着豆油灯里一根灯草燃烧着的豆大的火焰，听父亲讲故事。隔壁邻居家住了一位逃难到这里的外乡人，他靠一把剃刀混口饭吃。他很消沉，有点钱就打烧酒喝，经常喝得烂醉，村里人都叫他酒鬼。有一次他听父亲讲抗日打鬼子的事情，忽然跺脚大哭起来，说：因为日本鬼子占领了盐城，使他有家不能回，他一定要帮助新四军做点事情，哪怕是帮着部队剃头也愿意。
　　看到《列宁画传》中列宁在哥尔卡休养时的几幅图片时，我就会想起那一年冬天，父亲在丁家尖养病时和乡亲们在一起的情景。
　　父亲在家住了10天，便接到通知，去苏中行政公署参加一个会议。会后，他被派到兴化县担任县长。
　　为了工作，父亲从来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1952年初春，父母亲突然来到我家。原来父亲到上海开会，组织上安排他会后到杭州疗养一段日子。哪知道他只在杭州住了几天就往回走了。对此，我很不以为然，他身体确实不好，有这个机会实在应该疗养一阵子。父亲却说：“在那儿整天吃吃玩玩，我过不惯这种日子，再呆下去会闹出病来哩。”我还是喋喋不休地劝他好好休养。母亲说：“你就不要再做他的工作了，他的心全放在他的那所学校里，哪里还歇得下来呀，说翻了天也没用。”父亲笑了：“不错，你妈妈说得一点也不错，是这个理。”
　　原来全国解放以后，父亲在苏北行政公署工作时，创办了苏北建设专门学校和工农干部速成中学，取得了一些成效。他认为：苏北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有人才去建设，人才需要学校去培养，而办学校则需要大批的师资。师资力量的缺乏，就需要首先办师范学校。因此，他建议苏北创办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他的建议得到了上级部门批准。组织上委派他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筹办苏北师范专科学校。从那时起，他就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上，从选定校址、制定规划、设计图纸到备料施工等等，都亲自和有关人员一起研究决定。他在苏北师范专科学校的建设上倾注了全部精力。学校虽然已经开办，但尚未全部建成，他怎会放下心来疗养呢。
　　《列宁画传》是父亲1964年休养期间完稿的。在他的小传里有这样的记载：“1965年底，经家瑢协助我编辑的《列宁画传》完全告成。计收集照片画片205图，按时间编列为一百画页，下有注释，反面附有列宁生平简介的三万字，图文并茂，一目了然。但因限于水平和条件，缺点和错误定有不少，留待以后再修改。而我在病休期间，还能不遗余力地完成一项比较有意义的工作，自己确感到非常的高兴。”
　　《列宁画传》编成后，父亲还没有来得及放松一下自己的身体，便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父亲受到了冲击，被抄了家，赶出了校门。1968年1月被迫害致死。
　　父亲离开我们42年了。《列宁画传》的出版，也因种种原因被搁置了42年。最近我们兄弟姊妹自费将《列宁画传》印刷出版，让这本书和拥护真理、坚信马列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人们相见，来纪念列宁庭辰140周年。这不仅了却了父亲的心愿，也是对学习马列主义奉献一本有价值有意义、生动活泼、美的享受的一本好书。
　　我抚摸着沉甸甸的《列宁画传》，翻阅着一张又一张的画页，凝视着那正在聚精会神地编写画传时的父亲照片。亲爱的父亲，我非常非常地想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