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口述中的黄克诚同志

我的父亲程国璠，从1940年到新四军第3师司令部任作战教育参谋开始，至1947年黄克诚同志调任西满军区司令员止，长期在黄克诚同志的身边工作，深受黄老的教育和培养。今年是黄老诞辰110周年，回忆父亲曾讲述过的有关黄老的几件往事，以作纪念。

黄老要求司令部的同志要有实战经验

我读小学的时候（上世纪60年代初期），父亲曾讲过这样一则往事：说他到3师报到的第一天，黄师长就亲自和他谈话，分配他在司令部任作战教育参谋，并鼓励说：“首先要了解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今后还要让你下连队锻炼。”后来，父亲多次听到黄师长对有关首长提到，要安排司令部里的年轻人到基层去锻炼，要培养他们的实战经验。1943年3月反“扫荡”开始，洪学智参谋长通知父亲到师特务营2连任副连长。在司令部时他经常组织连排干部进行军事训练，所以基层干部大多认识他。特务营2连连长许俊信是位陕北老红军，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作战非常勇敢，一看到父亲冷冷地说：“你来干什么？还是来上课吗？”边说边拿起一颗手榴弹递过来：“扔一个试试吧。”父亲当年只有23岁，正值年轻力壮，一气扔出50米，许连长这才点点头。父亲心中铭记着黄师长的要求，在10多天后的强攻日寇八滩据点战斗中，带领一个加强班进攻敌人的地堡群，在距敌仅30米左右，用机枪掩护，猛投手榴弹后发起冲锋，抢占了地堡群，大部分敌人被消灭，残敌狼狈逃命。特务营胜利总结大会上，营长多次表扬父亲，还风趣地说：“知识分子也有勇敢的啊！”许连长也改变了对父亲的态度，从此对他非常友好，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黄老教导父亲要掌握科学知识

1977年春节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全家在小院里放鞭炮。父亲看到我们欢乐的样子，说了一段自己年轻时“放鞭炮”的经历：我年轻时也和你们一样喜欢热闹，好奇心强，什么都想试试。那一年（指1942年）春节，为了给司令部机关增加节日气氛，就自己琢磨制作一个焰火。我拆开一个失灵的手榴弹，将里面的黑色火药倒出来，加入木炭屑和少许铁末，装在瓦罐中，安上导火线。然后请大家来看，还特意请来了黄师长、彭雄参谋长等领导。为了安全，我请首长们站得远一点。我点燃导火线后，一下子突然爆炸了，简直就是一个小炸弹，哪里有什么焰火可看，把在场的所有人吓了一大跳，我也懊丧不已。事后，黄师长特意找我谈话，严肃地对我说：“喜欢琢磨不是坏事。但是要掌握科学知识。不懂，蛮干怎么行？”我赶快去找师军工部孙象涵部长请教，孙部长告诉我：火药根据不同的用途需要，配方是不一样的，不能乱用。从此，我接受了教训，凡事不能想当然，都要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这件事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是他20多年后转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在工作中始终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思想基础。

黄老的高风亮节是父亲的榜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克诚同志恢复了工作。许多当年受他影响的老部下纷纷去找他要求落实政策，黄老总是热心地给予帮助，但是黄老却从来没有要求中央对自己的问题作出结论。父亲非常感动，他也不主动去找黄老申诉庐山会议后自己受到的牵连。

1980年底，原新四军第3师的卫生部长（后改任政委）张化一同志去北京看望黄老。黄老邀请张政委夫妇到家里做客，关心地问他来北京有什么事办？张政委说：“没有什么事，就是来看望老首长，顺便来北京看病。”紧接着张政委向黄老汇报说：“程国璠因为您的案子受牵连多年了。”黄老当即表态：“叫他直接来找我，我的问题都解决了，他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呢？”张政委回广州途经上海将情况告诉父亲，还说：“黄老的生活还是那样简朴，请客吃饭就是很简单的4个家常菜啊！”可父亲仍然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说：“原子核所（父亲时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党委书记）的整顿刚开始，还有大量的工作。我已经靠边十几年没有好好工作过了，现在走不开啊。”随后，父亲写了申诉材料请人呈送黄老。黄老收到后就作了批示，分别转交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处理。不久，父亲的政治问题全部解决，原来给予的错误处分被撤销，但是因庐山会议受影响的级别和职务问题却没有给落实政策。有人劝父亲再次向黄老申诉。父亲却认为，政治上给予彻底平反了，而且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好了，从参加革命起就没有想过要当多大的官。黄老一生淡泊名利，老首长就是自己的榜样。

黄老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文革”结束后，许多来看望父亲的老战友都会不约而同地谈到黄老在受审查和关押期间的特殊表现。当审讯人员和造反派对他人格侮辱时，黄老毫不客气地当场给予回击：“你敢骂我，我就骂你；你敢打我，我就跟你拼命！”他对不实之词一概不予承认，态度非常鲜明。

我听说后总是不能理解，黄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和魄力？直到近年看到张黎明主编《我的父辈》一书中黄老女儿黄楠的文章才恍然大悟。黄楠在文中写道：“在庐山会议上，在顾全大局的重压下彭德怀和父亲都被逼违心认罪，心中耿耿，无日得安。父亲说：‘违心地做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因为这件事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庐山会议的教训使父亲在‘文革’中无论处境多恶劣都不肯再做任何违心的检讨、认错。”

尽管当今社会环境与老一辈革命志士浴血战斗、艰苦创业乃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像黄老这样重视实践、倡导科学的工作方法以及不计个人名利、一身正气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是鼓舞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