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新四军的年月

我的父亲王雨田（新四军时为黄农），河南遂平人，1938年至1943年在新四军战斗过五个春秋。

奔向延安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这一爱国救亡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积极响应，最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抗日爱国运动。父亲当时在河南省府开封的河南医学院上学，他积极地参加了开封市学生声援北平学生、要求政府抗日的游行和请愿。在示威活动中，父亲被推举为“开封市学生联合会”的主席。

1936年，父亲从河南医学院毕业后，考取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研究生班。可是学业没有进行多久，“七七事变”爆发。父亲回乡，在河南辉县百泉乡村师范学校当了一名体育老师。1937年除夕，父亲与“发小”霍丁相伴而行，走上到延安参加革命的道路。

据霍丁回忆，从河南到西安有上千里的路。穷学生盘缠不多，坐一段车走一段路，千辛万苦、风餐露宿地到了陕西。他们不敢贸然进入西安，先是到陕西华阴县父亲认识的一位医生那里打探消息。到西安后，他们落脚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小客栈。据父亲的一位好友靳怀刚说，他也是到西安后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的，与父亲相识就在那个小客栈里，两间屋子中间只有半截墙相隔，彼此说话都听得见，常常是这边刚刚哼起一首歌的开头，那边就跟着唱了起来。他们结伴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被分配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这是要去延安的学生“预备班”。

在“安吴堡青训班”里接受了革命理论与军事技能的基本训练后，父亲被分配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两个月后，组织上让父亲到延安去，分配在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工作。

战地行医

半年多的延安生活，使父亲开始了从爱国青年向革命者的转变。1938年11月初，中共中央六届六中（扩大）全会结束后，党中央派干部支援新四军。罗炳辉、张明秀夫妇偕吉洛（姬鹏飞）、黄农（王雨田）等人，乘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出的卡车南下，途经豫、鄂、湘、赣四省， 11月底抵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父亲开始了在新四军的战斗生涯。

父亲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在小河口医院当医师，小河口是泾县的一个小村。新四军军部小河口后方医院建在一座地主大宅院后面的祠堂里。祠堂年久失修，墙皮剥落，屋内满是灰尘和蜘蛛网，天井里杂草丛生。医务人员清理废墟、搭建竹棚，因陋就简地办起了战地医院。这个穷山僻野的军人医院，完全是按照城市大医院的模式建立的：有正规的医护制度，医师写正式大病历，早晚查房，疑难病讨论；实行等级护理制度，重病人和术后病人还有特级护理；有自备发电机的手术室、正规的检验室、药房和材料供应室；设有营养室、沐浴室及灭虱室等等，是一个配备齐全、名副其实的军队医院。

在艰苦的环境中，父亲得到锻炼并经受了考验。父亲在延安时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38年11月在安徽泾县马林坑新四军后方留守处，由吉洛介绍入了党。

皖南事变发生时，时任新四军五支队军医处处长的父亲，随同张云逸总指挥正在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工作。父亲接到命令，调到新成立的新四军7师任卫生部部长。从直线距离来讲，到新四军7师所在地安徽无为县并不太远，但是要想通过敌占区则有很大的风险。经过组织批准，父亲母亲绕道南京、上海再进入安徽无为县。当时新四军的地下交通线非常发达，虽然要路过日军占领的大城市，但是相对来讲还是安全可行的。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父亲1941年6月出发，到1942年1月才安全到达目的地。

父亲在上海通过同学，认识了一批医务人员。经过父亲的动员，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的李兰炎等一批爱国医务人员，放弃了舒适生活参加新四军，加强了新四军7师的医务工作力量。

虎口脱险

1943年3月，日军从南京、芜湖、铜陵、安庆等地抽调兵力6000余人，分8路突然向皖江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无为县严桥、恍城地区“扫荡”，部队立即进行转移突围。时任新四军7师卫生部部长的父亲刚好生病，加上母亲有孕在身行动不方便，部队领导便安排父母亲化装成老百姓，在偏僻的恍城区大陈家祠堂里隐蔽起来。

据母亲回忆，决定转移的那一天下着滂沱大雨。天亮雨稍停后，父母及警卫员三人立刻向后山进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爬上一座小山头。这时头顶上日本飞机轰炸扫射，四周枪声密如雨点。日本鬼子已经将这座山团团围住，封锁了所有通道。父母躲进一个山洞里，与他们同行的警卫员也不知去向了。第二天，日军反复搜山时，这个山洞被发现，20余人全部被俘。

日军将父亲捆在一棵大树上，用长枪刺刀抵着他的胸口审问。但父亲毫不畏惧，按照事先与母亲商定好的口供说：“我是从上海来安徽求职的医生，因生病在乡下休养。”日军不信，找来一个日本军医追问：“你是医生，那肺炎应怎么治疗？”父亲对答如流，并且还讲了治疗肺炎的新方法。日军虽然抓不住什么破绽，将其他人员释放后，还是不放心地将父母带到红庙镇，关进一家店铺内。

关押期间，父亲借病重咳嗽，让母亲刺破手指在痰中滴上几滴血，以肺炎的征兆吓唬日本鬼子。果然日本鬼子害怕传染上疾病，都远远地躲避，也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日本鬼子撤离时，把父亲母亲交给无为县伪政府，后来又转移到芜湖，由地下党组织派人将父母接回部队。从被俘到回到部队，共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奉调山东

1943年，父亲接到调往山东军区的命令。任务是与刚刚从新四军调到山东军区、给罗荣桓政委治病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一起工作。罗政委是八路军115师政委，由于过度操劳常常尿血。陈毅军长获知罗政委的病后，十分着急。刚好奥地利医生罗生特1941年3月从上海到新四军参加了革命，他是著名的泌尿科专家。于是陈毅军长邀请罗荣桓政委到新四军治病。罗政委于1943年5月到达新四军盐城军部，罗生特大夫对其进行了全面检查。由于缺少先进的医疗设备，无法开刀治疗，只好采用保守疗法。罗政委返回山东后，病情又有所加重。陈毅军长就派罗生特，到罗政委身边治病。罗生特向陈毅提出：希望能够有一个既懂医学又懂外语的人，与他合力完成给罗政委治病的任务。陈毅挑选了父亲，因为父亲是医学院校科班出身，又懂德语、英语。

1943年8月，父亲启程前往山东军区。从安徽到山东也有上千里的路，一路上风雨兼程、饱经风霜。1943年10月他才到达目的地——山东临沭县岔河村的山东军区卫生部，至此结束了在新四军的战斗生涯。

在寻访父亲的历史足迹之时，向新四军的老前辈、向那些为革命而流血牺牲的先烈们鞠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