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决定要我去解放区，行李都送到集中地点，假身份证也办好了，突然上级通知，路已被国民党军封锁，要我立即撤退到上海，组织关系由地下党直接帮我转到上海文艺党委这条线，由老沈（解放后才知道老沈就是刘厚生，上世纪50年代刘厚生是上海市文化局戏曲处处长）联系我，我到了上海考入一家民营电台艺声广播剧团做事，从此与电台就结下了缘。
在上海解放前夕，1949年5月22日，突然接到上级命令，明确党的军事部署，进驻上海苏州河南边，老沈要我必须在5月23日前住到苏州河南边，因为当时我住在苏州河北边虹口区山阴路。接到指示，我急匆匆赶往苏州河南边，找到了中学同学沈静家，正巧另一个同学张佩琳也住在她家。我们住在沈家的一个阁楼上，三个女孩子挤在一张床上，耳边不断传来越来越近的枪炮声，眼看上海就要解放了，大家都很兴奋。我当时不能告诉她们我的使命，一方面是党的秘密，一方面我也并不知道具体的任务。这一夜闭不上眼，悄悄爬上屋顶阳台上望着远近炮火，盼着、等着……
第二天一清早接到老沈的通知，要我赶到延安路与王世桢同志接头，当我打开大门，哇！大门口人行道上睡满了解放军，因为我同学家就在南京东路天津路口一带，果然我们解放军已经进驻了苏州河以南。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我跨出大门，冒着苏州河北边打来的枪炮，穿过一条条马路，亲眼看见路上躺着死尸，枪声不断，家家闭门，行人寥寥无几，我挺害怕，心怦怦跳，有时枪弹密集，简直过不去了。冲过去，冲过去，一直冲到西藏路，解放军劝我无论如何不能向前，我心急如焚，任务等着我，怎么办？总算找到了电话，与老沈联系上，把情况说明，老沈立刻说：你等炮火小了再与王世桢联系。等到炮火小了，我匆匆赶到延安路，终于和王世桢同志接上了头。他给我的任务是保护国民党留下的广播设备，并及时播报我们党的政策。
电台房间空荡荡的，播音器材非常简陋，只有几个人看守着，深夜了没吃没喝，困了就蜷缩在地板上。5月25日深夜，我就在这里向全上海播出：“上海解放了！”这一声，喊出了我的心声、我的向往、我的誓言……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时刻。
今天回忆起这一时刻，还是那样清晰、那样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