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大力开展对日军的政治攻势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都十分重视对日军的政治攻势，大力开展攻心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侵华日军是异民族军队，文字不同，语言不通，又受到军国主义教育，有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和武士道精神，对他们能否开展政治攻势？有没有作用？对此，新四军军部从成立之初起就有明确的认识。1938年7月26日，新四军政治部制定了《敌军工作纲要》。军敌工部长林植夫早年曾留学日本，对日本国情和日军军情有很深的了解，深知大多数日军士兵出身于下层的工人农民和市民，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是受日本军阀的欺骗宣传而被迫走上侵华战场的。因此，通过政治攻势，揭露日本反动政府和军部的欺骗宣传，瓦解日军的军心，从精神上解除其武装，促使他们厌战，丧失战斗意志，甚至反战，放下武器投降，非常必要。《敌军工作纲要》指出：必须对敌军开展宣传攻势，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对日军的瓦解工作，用群众力量威胁敌人，包围敌人，并从政治上影响敌人，增加敌人的困难，动摇敌人的信心，并吸引敌人逃跑或哗变。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939年二三月间到新四军军部视察。他要求新四军做好17项具体工作，其中有一条是：要用一切方法动摇敌军军心，使敌军部队里反战情绪高涨，不愿意打仗，到最后五分钟不拼命。
1940年1月7日，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江南敌工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为了战胜日本侵略军，“直接的手段是战斗，间接的手段是对敌人的瓦解”，政治攻势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流血的武装的斗争”。
对日军的政治攻势，是攻心战的主要手段，对瓦解敌军有重要作用。新四军在这方面掌握了三条指导方针：
第一，正确把握日本国内和日军内部的矛盾和困境，揭露其上层军阀的欺骗宣传。着重说明长期战争增加了广大日本人民的痛苦，国内普通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基本民主自由丧失，战争给他们带来灾难，促使日军士兵思念家乡和挂念父母妻儿，增加了对官长的不满。但在宣传上也要注意不提出过高的口号，如“打倒天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以免引起日军士兵的反感。还要注意把斗争口号具体化，从低级斗争逐步引导到高级斗争。
第二，正确地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不搞狭隘的民族主义。宣传中要考虑到日军士兵的民族特性，对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傲心、迷信天皇等，力求避免或顺势导之。尽量沟通民族感情，宣传我国抗战的正义性，抗日战争不是针对广大日本人民的，而是反对挑起这场侵华战争的日本反动军阀，从根本上来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合乎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的，不提“杀尽东洋鬼”、“踏平日本四岛”、“一个鬼子都不留”等口号，甚至规定在向日军散发的传单、标语中，不提“鬼子”二字。
第三，站在自卫战争的立场上。对日军士兵的宣传中，要强调说明这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军阀发动的，中国并不想打仗，更没有侵略日本，中国军民是出于不得已而被迫自卫还击。中日两国人民和两个民族之间，并没有根本的仇恨和根本的利害冲突。要针对日军士兵中流行的“大东亚和平”、“共存共荣”等口号，进行具体的、有说服力的宣传解释，拨去他们心头的迷雾。
新四军非常注意在抗战的不同阶段，从日军的不同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攻势。
抗日战争初期，主要宣传我国抗战的正义性和自卫性，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打破日本军阀的欺骗宣传，逐步沟通民族感情，使日军士兵不对中国人抱敌视态度，逐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策，使他们对这场侵华战争表示消极态度，在战场上不顽抗到底。
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爆发后，着重向日军士兵宣传日本军阀的南进政策失败，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纷纷对日宣战，日本树敌更多，战线延长，国内形势恶化，物价飞涨，人民更加困苦，战争形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最后必然失败。
苏军在苏德战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反攻后，着重向日军士兵宣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东、西两条战线节节胜利，德意日法西斯面临总崩溃，促使日军士兵对战争前途丧失信心，增强他们的思乡厌战反战情绪，削弱其战斗力，向我军主动投诚。
在对日军的政治攻势中，新四军针对他们的不同心态，提出适当的口号，力求具体、生动、有感情、有说服力，入情入理，打动人心，不断克服过于政治化、公式化的倾向。军政治部敌工部曾组织人员谱写了一首日文歌曲，大意是：“我们（指日军士兵）都是劳动者，现在觉醒了，放下手中的枪吧！到何处去？快快到新四军那儿去！”歌曲很短，易唱易学，便于火线上对日军士兵宣唱。
新四军还十分注意把握开展政治攻势的时机。如在日军士兵过“樱花节”时，针对他们“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亲心理进行宣传，效果很好。
新四军还以国民革命军的名义，向日军士兵发送“通行证”，上写：“对于持此证而来的诸君，确保生命之安全。亲爱的日本弟兄们，来吧，我们热望着紧握诸君之手。”这些“通行证”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在战场投降的日军士兵，很多人持有这种“通行证”。
由于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各师都驻在农村、山区，条件极差，没有日文铅字，没有专业的日文排版、校对、印刷人员。为此，军政治部和各部队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此难题。第5师为了搞到日文铅字，先后三次通过多方关系，才从敌占区弄齐了全套日文铅字。其中有一次是由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长张执一通过武汉地下工作关系，搞到了一部分日文铅字，冒着风险辗转运到了根据地。还有一次是扣留了一个日本商人，经过教育后优待释放，他帮助买了一部分日文铅字。
有了一套完整的日文铅字，新四军第5师办起了专门印刷日文宣传品的印刷所，印制出多种多样的日文宣传品，如传单、标语、日文报刊《反战旗》、《士兵之友》、《自由之光》、《新导报》等。第5师敌工部长林滔是福州人，年轻时在日本、印度尼西亚参加过反帝大同盟的活动，他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撰写了日文小说《日本包包》，以一个日本士兵参加新四军的经历，对日军士兵进行“攻心”，产生了很大影响。就连条件较差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也办起了日文《解放周报》，通过多种渠道向日军散发。有一期《解放周报》由著名作家黄源、楼适夷负责编辑，被俘后参加“反战同盟”的日军士兵吉永也参与编辑工作。散发后影响很大，先后有三个日军士兵带着《解放周报》和我军印发的“通行证”投诚。1945年3月8日上午，驻宁波市区的一个大队日军，到明光戏院看电影，各自就座后发现不少座位上放有日文《解放周报》和投诚“通行证”。日军混成旅团长宁野少将也到了戏院，闻报大惊，狂叫一声，全部日军立刻慌忙退出戏院。
新四军持续不断的政治攻势，效果显著。日军士兵受到官长的严密控制和蒙骗，但通过我军的宣传品，得知了许多事实真相，因而对“圣战”开始感到失望，厌战、怠战、反战情绪日益增长，在湖北新沟一次就有7名日兵投河自尽。日军步兵216联队在豫鄂地区一次有38名士兵自杀。苏北某部日军原定向新四军3师“扫荡”，见到我军的标语、传单后大为恐慌，取消了“扫荡”计划。在姚家埠战斗中，我军冲进日军据点，见一日军躺在地上“装死”，我战士用日文向他喊话，他一听立即睁开眼睛站起身来举手投降。1942年10月4日，驻湖北应山的日军第3师团工兵营第1中队46名日军，因不满官长压迫，在新四军第5师敌工人员的宣传攻势下，举行了集体暴动。侵华日军总部惊呼：这一事件“在帝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抹不掉的污点”。
1942年7月27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盐阜区敌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向来是革命势力由小变大，反革命势力由大变小。这是由于革命势力掌握着真理，因此能得到政治上的优势。我们对敌伪军的工作，就是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我们的敌伪军工作，就是宣传、宣扬真理，传达我们的主张。在真理的感召之下，敌人就可能倒戈，内部就可能叛乱。如果不从内部去分化他，瓦解他，削弱他，要取得反攻胜利，是不可能的。陈毅上述讲话，从理论上对新四军开展对日军的政治攻势，作了很好的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