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90周年。中共四大是在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多方面的准备。
一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从而促进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但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
1924年1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部指出：党内最大的争论问题是——共产党人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去组织中国工人，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工人群众。他们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执委会扩大会议。5月10日至15日，由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中央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强调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和发展，认为只有成功地训练好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民革命，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会议指出：在国民党中工作，很容易有不偏于左倾即偏于右倾的危险。因此，认识国民党及巩固共产党十分重要。
这时，随着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两党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暴露。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对国民党依靠一部分军阀反对另一部分军阀，同张作霖、段祺瑞建立反对直系军阀的“三角联盟”的做法提出善意的批评，却屡遭国民党方面的责难。
7月，国民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弹劾共党案，右派诬蔑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消灭国民党，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中派责问共产党员为什么在国民党内还要保守自己的“秘密”，指责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是企图“垄断中国革命”，攻击共产党在决议中用粗俗的、不礼貌的语言评论国民党员，提出国民党要有一个特殊的组织，能知道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等等。而苏联顾问鲍罗廷擅自同意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控制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与毛泽东在7月21日联名签发第15号中央通告，指出国民党右派攻击和排挤共产党日甚一日，要求各地党组织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以各种方式公开表示对国民党右派的不满，努力获得和巩固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各团体的实权。至于鲍罗廷同意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之事，中共中央一面要求共产国际惩戒鲍罗廷，一面责令广东区委通过决议，要鲍罗廷服从中共中央的一切决议。在中共中央的抗争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终于不了了之。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致函各地，要求各地党组织：“对于本党一年来各种政策，工农、青年、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及党内教育上、组织上各种问题发表其意见，并于小组会议时提出讨论，以其结果报告中央。个人有特别意见者,指令其写成意见书，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9月15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召开四大的通知。维经斯基于11月到达上海，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四大的中心议题，调处了中共与鲍罗廷的关系。
二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一幢石库门建筑内举行，大会代表20人代表着全国994个共产党员。会议由陈独秀主持。维经斯基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彭述之作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代表团成员，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五大的决议。
大会的中心议题为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革命高潮。
大会着重讨论了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而是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无产阶级的参加，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有了新的意义。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因
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工人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基本，是国民运动发展的中心。
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的历史经验，指出：国民党改组大会后，大部分同志疏忽了党的三大指出的：“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之决定，出现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大会指出，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为此决定了新的工作方针。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4个文件。《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劳农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斗争已临近了，这种斗争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将永远消灭一切的战争”；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巩固自己的组织，并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之召集。”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运命，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该案指出：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同时决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最后指出：“对于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只要他们有民族运动的政纲与行动，在每个实际运动中，我们也应该和他们有相当的合作；但同时须向他们披露他们反动和改良的行动，并吸收他们中间的急进分子。”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对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领导，强调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由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
三
中共四大总结了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并明确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阐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职工运动的发展，将会遇到来自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摧残、破坏，共产党人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大会提出了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特别指出右的倾向是当时党内主要的危险。
中共四大结束后不久，上海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依据四大精神，加强了对这次运动的领导和推动，从而使这次运动的狂飚迅速席卷全国，北京、广州、天津、济南、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全国直接参加运动的约1700万人。尤其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作为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后坚持了16个月之久。香港参加罢工的25万人，其中有10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罢工宣言提出，要“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这次气势磅礴的反帝爱国斗争，大大促进了人民群众的觉醒，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共四大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