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从“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部以“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的欧洲问世了！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一个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也随之而诞生，从此全世界的无产者有了与自己的对立阶级——资产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而此时在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大门刚刚被英国殖民主义的大炮轰开，没落的清王朝正一步一步滑向黑暗的深渊，中国也渐渐成为了被西方列强随意欺凌，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人初识马克思主义

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不断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封建军阀统治，不断寻求富国强民道路的历史。毛泽东曾经说过：“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

马克思主义最早是作为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与其他思想一同传入中国的。

中国人知道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9年2月，《万国公报》发表的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文中有“近代学派，有讲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思”。这是在中国发行的报刊上最早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1901年1月，《译书汇编》登载了日本有贺长雄著述的《近世政治史》，文中讲“1862年，各国工人之首领均集于万国工人总会（即第一国际）”，“麦克司（马克思）总理全体”。该文进一步解释：“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

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人物。1902年康有为为完成其构思多年的重要著作——《大同书》，吸收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梁启超在他主办《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领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等文章，论及马克思及社会主义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马君武、宋教仁、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也对社会主义高度关注。1903年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简单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史，还在马克思的名下列举了五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实际为恩格斯所著）、《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孙中山在1905年到1907年，在《民报》上发表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文和论文，其他革命党人也纷纷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

自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这些进步出版物只是粗浅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或翻译其著作，内容比较简单、零碎，缺乏目的性和系统性。但是，它客观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启蒙作用。

先进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1915年以陈独秀为首创办的《新青年》为标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它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主主义觉悟，唤醒了民众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做了思想准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抛弃了对资本主义共和制度的幻想。特别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开始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他们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思潮中，经过比较和鉴别、辩论和批判，确立了“走俄国人的路”的信仰。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一个高潮时期。

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不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非常清楚，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拯救苦难的中国。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我们“应该细细地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陈独秀也认为我们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毛泽东更是明确宣布：改造中国社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的开篇之作。1919年李大钊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他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标志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在中国广泛生根发芽。北京《晨报》“马克思研究”专栏也连载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向先进的知识分子提供革命理论武器。

从1918年至1919年，李达陆续翻译并出版了《唯物史观》、《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    1919年7月创刊，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见解最新的刊物之一。

1920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陈望道全译的《共产党宣言》，它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此后相继出版了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郑次川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北京《国民》杂志刊载费觉天译著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述》，常乃唐的译著《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等马列主义著作20多种。

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半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达到200多种，其中报纸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闻》等为代表，杂志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建设》等为代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整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李达、李汉俊、蔡和森、陈望道、杨匏安、恽代英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步入马克思主义者行列的同时，又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

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三次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仅遭遇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阻挠和破坏，还遇到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反对和攻击。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外来进口的‘主义’”，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他主张：“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马克思主义能够对于中国问题做“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他尤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为了反击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李大钊于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绝不是胡适所说的骗人的抽象名词，它是能够和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问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劳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劳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是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的。李大钊还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革命主张，同时指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这次论战，对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0年10月，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张东荪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张东荪还陪罗素到湖南演讲，大肆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还在11月6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文章，认为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工人、资本家，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实业，而基尔特社会主义“可以免掉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之弊害及俄国不幸命运之事”，“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更不需要建立共产党。

针对张东荪的谬论，早期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人，予以有力回击。陈独秀写信给张东荪，认为他“虽不明显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仁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不仅很必需，而且有条件。此外，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也参与了对张东荪等人谬论的批判。通过这次讨论，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建党工作的开展。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它反对一切国家、权威、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组织纪律，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阶段，主张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它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的青年中有较大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在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军阀统治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一度成为共产主义的同盟军。但是他们在反对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强权，必然反对阶级斗争，必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才能最终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所谓阶级斗争的手段，是指发动广大劳动者用暴力（强权）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政权，并用政权的力量，保卫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成果，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随后，《新青年》组织一系列的文章，给无政府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唤醒了一批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使他们陆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和传播，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被提到中国革命的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