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路，使我无限向往；有一种人，令我无比景仰。
2004年夏天，我只身沿着父亲邓志云当年的足迹，重走了红四方面军长征路。2006年夏天，我又踏上了红一方面军长征路，体验了那段艰辛的历程。
作为红军后代和女教师，我非常留意长征路上女红军的故事。从那些已经久远的故事中，深切感受到“巾帼不让须眉”不再是一句美丽的词藻，而是女红军光辉形象的真实写照。如果说花木兰是古代历史上的人物，而女红军则是现代史实中的女中豪杰。当年，在男权至上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参加革命，参加红军，才能让“弱女子”群体性地走上中国革命的舞台。
来到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我肃立于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塑像前，向这位多才多艺、指挥2000多名女战士打仗的红军女将领，致以深深的敬意！
父亲的家乡江油有座红军桥，是美丽的女红军刘连长鲜血染红的桥。她牺牲时年仅19岁。花，凋零在花季！
我有幸从茫茫人海中拜访到了62位老红军，其中有7位女红军，她们是李明、苏力、苟秀英、张明秀、钟林、王泉媛、李玉南。有什么比聆听亲历长征的红军妈妈，讲述那讲述不完的过去更让人感慨和激动不已的呢？轻轻拂去岁月的尘埃，那些鲜活的往事，清晰地展现于我们的眼前。
李明今年89岁，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12岁当童养媳，饱受欺凌。红四方面军来到通江后，她随即参加了红军，搞宣传、贴标语。
9岁参加长征的女红军苏力，同样有着辛酸的童年。7岁给地主家当丫头，挨打受骂，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我忍不住地用手抚摸着她头顶上、左额上、左手臂上那凹陷了的疤痕时，眼泪夺眶而出。她告诉我，是红军救了她，是张琴秋带着她走过了长征路。正是因为封建枷锁的重重压迫，使她们有着跳出苦海，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红军带来了希望，她们就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红军。
长征是一场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女红军要忍受比男性更加艰苦的考验。苟秀英出生于1920年，13岁参加红四方面军被分配在兵工厂工作。她说：“在长途行军中，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把自己当成男人。大家经常顾不得洗脸、梳头，看到小河沟了，就撩点水冲把脸。遇到下雨天，经常被浇得像落汤鸡，许多姐妹得了妇科病，终身不育。”
张明秀88岁，红九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1935年在广元参加红军，在总供给部被服厂和附属医院工厂工作，后任妇女排排长。长征中负责护送伤员，翻越雪山时，被旋风卷到山底，她的亲妹妹，牺牲在长征途中。
87岁的钟林，1934年参加红军，在长征中因饥寒交迫发高烧，致使鼻梁塌陷。
长征女战士，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不仅担负了运输、医护、抬担架、筹粮筹款等工作，还要和男战士一样冲锋陷阵。王泉媛，对悲壮惨烈的河西大血战的记忆刻骨铭心。94岁高龄的她向我讲述了近3个小时。从她炯炯的眼神、有条理的述说和敏捷的动作中，仍然可以领略到当年这位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的风采。
90岁的李玉南坐在沙发上织毛衣。我凑近她的耳朵大声说：“妈妈，我们来看望您了！”她听见后，丢下手中的针线活，声音洪亮地向我讲起了过去：“我1932年参加红军，担任过川陕少共妇女部长、中央剧社团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等职务。”算一算她的年龄，那时不过十六七岁啊！而女红军的平均年龄，甚至还不到这个数字。现在这个年龄的女孩，也许还在父母膝下撒娇，可女红军们却已经汇入到革命的洪流中。
可亲可敬的红军妈妈，你们以女性特有的柔韧与青春，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追求理想之歌，用坚定的信念和意志，镌刻了一首首传奇的巾帼英雄史诗。因为有了你们的身影，那支铁流劲旅才更加英勇顽强，那条漫漫征程才更加撼动心魄！
告别时，我和红军妈妈依依不舍，紧紧相拥。王泉媛脸贴在我脸上说：“要让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啊！”
记住你们，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
祝福你们：女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