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寿星杨可扬

一

我是“戊寅虎”。庚寅虎年前夕，我坚信，我的忘年交，比我大二轮的“甲寅虎”、九七高龄版画家杨可扬老寿星，一定会给我寄一枚新刻制的套色木刻老虎贺年卡来。果然，当年元旦刚过，我就收到了可扬先生的新作《海宝骑虎图》——一身海蓝色新装的卡通海宝，骑在一头姜黄色的布老虎背上，高擎着一面刻着2010空心字的红旗，奔跑而来。画幅下红底黑字“新年好”的右下方，是可扬先生的签名。

十余年来，每逢岁尾年初，可扬先生都会寄我一枚他刻意创作的藏书票式的版画生肖贺年卡。我手头已经有可扬先生创作的、从丙子年至庚寅年生肖贺卡15枚，可以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家庭“动物园”了。

可扬先生1914年生于遂昌，学画时得到过丰子恺先生的鼓励，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专攻木刻版画。抗战期间，他以木刻刀为武器，真实记录抗战史迹和社会现状。新中国成立后，可扬先生一直担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领导工作，直至离休。鉴于可扬先生在版画创作及美术出版领域的成就，1991年被全国美协、全国版协授予“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可扬先生九十华诞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特地编辑出版了一本精美的《贺杨老九十华诞》纪念册，封面上印着可扬先生的头像，并印着可扬先生的名言：“人生就要像版画一样一丝不苟，黑白分明。”

可扬先生的作品结集：《杨可扬画集》、《可扬木刻选》、《可扬版画选》和《可扬藏书票》等。

　　二

八十年前杨可扬开始用毛笔描红时，就经常用一种薄得几乎透明的竹纸蒙在《玉历传抄》或《绣像三国演义》的插图上，起劲地映描白无常和黑无常、关云长和赵子龙等。从这一意义上说，杨可扬的“画龄”已有近九十年了。但他真正的艺术生涯，是从1935年夏发表在上海《太白》半月刊上的生活漫画《如泣如诉》开始的。杨可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它的内容，是画一个背着一大堆二胡、京胡、笛子与洞箫沿街兜售，边走边拉着胡琴的“街头音乐家”。1934年前后，杨可扬深深爱上了丰子恺先生的生活漫画。丰先生的漫画只寥寥几笔，却十分传神，别具一格。杨可扬就模仿丰子恺的笔法画生活中感兴趣的人和事。《如泣如诉》的发表坚定了他要当画家的信心。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总是很大的，正当他拿到了几笔稿费，以为可以以此来“助学”并维持生活，就辞去了宁波一家书店的工作，进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深造”后，生活却成问题了，只读了两个月艺专便辍学了。稿费只能勉强维持食宿，他只得经常往返于沪杭之间，过着极不安定的日子。1936年夏天一个偶然机会，杨可扬在杭州参观了《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被那一幅幅黑白分明、线条粗犷、生动而夸张地表现人民生活不幸的木刻作品深深地震撼了。他决心放弃漫画改学版画。1937年春，杨可扬在上海参加了以新华艺专几位同学为主组织的“刀力木刻研究会”，正式与木刻结缘。抗战期间，他以木刻刀为武器，创作了《保卫祖国》等反映中国军队奋勇抗敌的木刻版画。但这以后很长时间里的作品，更多的却是反映百姓在战乱中的苦难生活。1940年秋，杨可扬工作的《民族日报》被当局改组，他打算去温州寻找工作，途经丽水，遇到了正在丽水搞“木刻运动”的版画名家郑野夫和金逢孙，便留下与他们一起从事“木运”工作。于是，从这年开始到抗战胜利六年间，他们从浙江丽水到江西上饶，再到福建赤石，有时兼职，有时专职，既生产、供应木刻用品，又编辑出版版画书刊，既办函授班，又办版画展，自己也勤奋创作。抗战胜利后，杨可扬与各地的版画家们聚集到上海，筹划举办《抗战八年木刻展》……这是中国青年版画家向上海人民的一次战斗成果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抗战八年木刻选》，叶圣陶先生为之作序，称赞这些作品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缩影”。此时，中华全国木刻协会进行改选，杨可扬被选为常务理事。这期间他的木刻艺术已渐臻完美，并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影响。

解放战争期间，可以说是杨可扬从事“木刻运动”以来创作最活跃、成果最显著的时期。大量暴露国统区黑暗与人民困苦生活的作品，不断出现在上海和各地的报刊上。这期间的代表作有《张老师，早！》、《教授》、《孤儿寡妇》、《撤佃》，以及一些战斗性很强的以“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为内容的木刻传单等。《张老师，早！》刻画的是一个穿着寒酸、躬背低头的小学教师刚从当铺里出来，手里数着纸币，刚巧遇到两个上学去的小学生向他鞠躬行礼，其主题之明确，内涵之深刻，读者一看就十分清楚。其间，杨可扬还创作了一套木刻连环画《英英的遭遇》，在《大公报》上连载。可是，登了五十多幅，因后面的内容有反内战画面而被停登。与此同时，他还利用木刻可以一版多印的有利条件，配合上海、南京学生运动创作政治宣传画。上海解放前夕，杨可扬与部分版画家接受地下党的委托，创作了多幅迎接上海解放的版画作品。上海一解放，即上机大量印刷，广为张贴、散发。

上海解放后，杨可扬进入从解放区迁来的《华东画报》社工作，任美编组长。后来华东画报社扩大编制成为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更名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杨可扬一直在那里工作，并担任副总、编审，前后达四十年之久。期间，还分别被推荐为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现为中国版画家协会顾问，并继续担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版画会会长。

　　三

可扬先生版画最显著的特色是生活气息浓郁，无论他四十年代创作的反映旧社会人民苦难生活的《教授》、《老教师》和《张老师，早！》，还是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表现城市农村欣欣向荣的《江南春晓》、《上海早晨》、《绿遍江南》、《桥上桥下》、《闽西妇女》等，都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成为见证社会某个时期的一个平凡而真实的视角，时代感特别强。即使是纯粹风景木刻，作品中也始终割不断与老百姓的情缘。可扬先生善于撷取城乡或山川中的某个景象，进行深入的构思，使作品的内涵更为深广并意趣无穷。如作于1985年的《冬天里的春天》，反映的是幼儿园孩子的幸福生活，但画面上没有一个孩子，只有粉墙黛瓦的“九山幼儿园”外晒满了的五颜六色的小棉被。可扬先生告诉我，这幅木刻刻的是他当年到九华山深入生活时所见。景虽平常，但经过木刻家爱心与深情的点化并艺术加工，就别具一格了。又如构思和创作了整整两年、完成于1998年的《上海，您好！》，以剪纸的处理手法，把上海标志性的建筑组成高耸入云的连片大厦，占据了画面的几乎全部，下端一朵朵黄蕊白瓣的上海市花白玉兰正怒放在下部二分之一的黑色背景之上，顶端空缺处，一轮红日正跃上大厦之巅，其构图之简练、色彩之鲜明、意蕴之深邃，令人惊叹。可扬先生告诉我，他是用拟人化的构想把初升的太阳比作远客向上海请安问好。可惜，这幅作品在全国版画展展出及编入画集时，却将“您”改成了“你”，味道差了不少。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杨可扬作品时代感强的另一表现是反映现实迅速。且不说六十年代初期的《雷锋》和《海岛女民兵》刻得栩栩如生，九十年代上海著名劳模徐虎的事迹一见报，杨可扬不仅刻了他的肖像，还在肖像的两边和头顶刻了几幅徐虎搞修理的小画作背景。这正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强烈的老画家艺术良心之体现。

　　四

十年动乱期间，作为上海美术出版社的领导与老艺术家，杨可扬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他被“隔离审查”八个多月。从“牛棚”里出来时，温和淳朴的可扬先生将全部木刻工具送了人。他思忖，此生大概再不会搞木刻创作了。想不到离休之后，碰上改革开放带来的艺术空前繁荣的大好形势，于是他又重拾铁笔，而且一种时间的紧迫感促使他更抓紧创作。因此从数量上讲，这一时期的作品，比过去身强力壮时还多得多。他还开始了向新的艺术领域开拓。1994年，可扬先生八十岁时，出版了一本一百幅的《可扬藏书票》专集，便是这个新领域的成果之一。其中有一幅为《新民晚报·读书乐》版编辑曹正文刻制的“牛”藏书票，画面上一头老黄牛拉着一车沉重的书籍，一边走一边回眸，“票主”读书之苦乐，“票主”对书之深情，惟妙惟肖地体现出来了。这幅藏书票，既是曹先生的生肖票，又符合曹先生的生活和工作实际。2000年春天，可扬先生还特意给我刻制了一枚以我的姓名为内容的藏书票：“庄月江藏书票”。可扬先生说我的姓名就是一幅画，便创作了这幅“明月当空，桅船夜泊，山庄静谧，大江涌流”的精致微型木刻。

木刻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创作活动，随着年岁的增大，就会力不从心。于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杨可扬又断断续续画起了国画。他的国画，个性特色极其鲜明，即国画中有版画味。如《人物小品》中的一位骑自行车的姑娘，黑色色块组成头发与裙子，粗黑线条构成的白色上衣和车轮轮廓，再加上插在车把上的一束红花和土黄色块构成的路边屋宇，就如一幅出色的套色木刻。又如《乡情》，画着一篮暗红色杨梅与一把赭色油纸伞，篮框篮环和伞骨的粗黑线条，洋溢着刀趣木味。因此，凡熟悉杨可扬的朋友，看他的国画，不用看署名，就晓得是他的大作。

我曾向可扬先生请教木刻的前途。可扬先生说，新兴木刻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幼稚到成熟，发展到现在这个水平，很不容易。由于木刻是“复数艺术”，具有一板多印的条件，可以散发、可以张贴，因此在三四十年代，对于唤醒民众、普及文化、打击敌人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由于它可以一版多印，人们往往误以为它不过是一般的印刷品而不理解它的艺术价值；在以经济价值为取向的情况下，更不被人们所看重，其实，在一定的限量下，经过作者签名和编号的每一张都是原作，这正是版画的优势。可扬先生说，当然，由于木刻的简练、概括、夸张、变形及具装饰味等艺术特点，没有相应的文化素养也不太容易欣赏，但随着文化艺术的普及，群众欣赏水平的提高，木刻这个艺术品种，一定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同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