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沙家浜36个伤病员名录的补充说明

　　
（编者按：韩祥林同志来稿对当年沙家浜伤病员名录一事及个别名单作了补充说明。这种对革命史实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钦佩。我们希望熟悉那段历史的同志赐稿，以使“伤病员名录”更臻完整、准确。）
　　读了《大江南北》2007年第10期《关于沙家浜36个伤病员名录问题》一文后，我很敬佩作者范执中同志对革命历史的严肃认真态度。
　　我很同意范执中的观点：江南东路“36名伤病员”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事实，谁是其中之一，应有时间上的界定，不能将凡是住过后方医院的，不分时间先后都算在内。
　　夏光、刘飞都是我在十八旅当参谋时所敬爱的首长。夏光未将36名同志的名字记全，对未记起的13名同志，自责为“有愧于那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更使我动情。我想我们一些幸存的和后继者应想尽办法，继续查清他们，哪怕一两个也好。
　　关于夏光当年编造后方医院伤病员花名册的时间问题。
      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花名册是1939年10月间登记的，另一种说法较宽泛，是1939年10月以前。
　　36个伤病员花名册究竟是10月间编制的，还是10月以前编制的？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江抗”主力是何时西撤的，因为这些伤病员是“江抗”主力西撤以后留下的。
　　根据历史记载和我的亲身经历，“江抗”应该是1939年10月西撤的。下列书籍文章可以为证：《新四军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6月版），新四军六师十八旅老首长江渭清、温玉成、夏光等组织编著的《平原水乡任驰骋》（新四军丛书，1991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苏州党史办1985年1月出版的《抗战中的东路》，《刘飞将军生平》《江苏党史资料1986年第一辑》等。上述史书都明确写明“江抗”是1939年10月西撤的。
      关于费介成同志是否属于36名伤病员问题
　　常熟党史办将费介成列入36名伤病员的名单之中，而范执中同志根据费是1940年2月8日阳沟溇战斗负伤住院为由加以否定。但我可证明，费在1939年10月在后方医院同我住在同一“病房”。至于以后战斗负伤住院，那又是另一回事。
　　1939年9月我到太平桥特委机关工作时，得了疟疾，约在10月初间特委机关转移到横泾一带后，组织上即要我住后方医院治疗。那时后方医院的驻地经常流动，医生张贤、护士王嶙（女）、包蕴（女）都是上海下去的，对待病员非常热情负责。
      与我同一“病房”的有军队的费介成、《江南》杂志社的编辑李蒲军、美术工作者张芸石，似乎还有一位章立同志。我住的病房中只有费是军队人员，我第一次认识他即在后方医院。其他几位都是地方工作人员，可见那时后方医院除收治军队的伤病员外，还收治像我这样的党政工作人员。我住院约10天左右，即出院回特委机关。
　　“江抗”东路司令部（新江抗）于1939年11月6日成立，费介成同志编在特务排里。不久，他在参加阳沟溇的战斗中负伤，因此将费列入36名伤病员之中应该是合理的，有事实根据的。
      关于何彭福同志是否属于36名伤病员问题
　　常熟党史办将何彭福列入36名伤病员名单之一，而范执中同志的文章亦以何在1940年2月8日阳沟溇战斗负伤住院而加以否定，这也值得研究。
　　我认识何彭福（以后改名何云）。他很早参加革命，闽东人，曾是刘飞的警卫员。在《刘飞将军生平》一书第141页何口述的《依依不舍话离别》一文内，有相关内容：“我（何）从1939年3月在溧阳跟刘飞同志当警卫员。顾山战斗（注：1939年9月22日）刘负伤进后方医院，直到1939年冬他去上海医院治疗，我不能同去，只好与他分手……他去上海我要求跟他同去，他说：‘我一个讲湖北话的，已经够呛了，再加上一个小闽东，还了得？’我这个闽东小鬼只好依依不舍地和他分开了。”
　　由此可见，夏光1939年10月编制花名册时，何彭福跟着刘飞亦在后方医院。以后他参加了阳沟溇战斗。因此不能轻易否定他没有在花名册里。
　　我的希望
　　请《大江南北》编辑部转请常熟市党史办，再接再厉，在已有基础上继续搜集有关材料，核定当年36名伤病员的名单。也请《大江南北》编辑部，一如既往支持和发动读者深入研究36名伤病员名单以及他们的光荣事迹。上海“一大”纪念馆最近查明了建党以来，从未查明的参加“一大”的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即是我们的榜样。
　　另，范执中同志的文章中提到：上世纪60年代初，夏光“时任江苏省政府厅长”是不确切的，他从未当过“厅长”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