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上海的工人罢工，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意义重大。在这次罢工中，日商纱厂的苏北籍工人，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运动的主力。
1920年代日商纱厂苏北籍工人居多
上海的近代工业发端于租界。19世纪末，随着工厂数量增多、土地价值增值、产业升级，工厂逐渐以租界为中心向华界扩张，形成了杨树浦、沪西、闸北、沪南等四个工业区。其中杨树浦和沪西区是甲午战争后最早形成的两个工业区。
近代上海产业结构中，棉纺织业发展较早，在工业部门中占据重要地位。上海纱厂集中分布沪东杨树浦、沪西小沙渡和浦东沿江一带，这里水路运输便利，又能满足工厂用水量大的需要。从苏州河上游周家桥的申新一厂开始，沿苏州河到黄浦江，分布了日商内外棉纺织厂、上海纱厂、丰田纱厂、喜和纱厂、日华纱厂等几十家纱厂。
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棉纺织业中，日商纱厂增速最快，实力最强，总资产和拥有的纱锭、纺织机、工人数量均占一半以上比重。在日商纱厂中，苏北籍工人最多，约占工人总数60%左右，绝大多数来自于灾民。
苏北地处南北冷暖气流交汇的中纬度，易造成暴雨天气，“无年不灾，无灾不酷”。最严重的是1911年、1921年和1931年的特大洪涝灾害。以1921年为例：淮河流域连降暴雨，苏北地区“6月至8月中，迭次暴雨急风通宵达旦，高低田禾全部被淹，长江、淮河暴涨，里下河地区一片汪洋，不见陆地，所有村庄，仅见屋顶。北洋军阀时期，军阀混战不已，无力亦无暇治水，苏北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每次大水过后，哀鸿遍野，死亡枕藉；幸存者纷纷逃往南方，上海亦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苏北移民潮，他们在黄浦江、苏州河沿岸搭棚居住。1920年前半期恰遇日商纱厂急剧扩张，需要大量工人，给苏北来沪灾民提供了工作的机会。
沪东的大康、上海纺织会社等日商纱厂，是苏北籍包身工的“大本营”，包工头利用同乡关系，到苏北扬州、泰州、南通、盐城一带农村灾区招工。夏衍的剧作《包身工》真实地再现了日商上海纱厂中来自扬州地区包身工遭受的苦难。
据史料记载，内外棉株式会社七、八、十二厂和第一加工厂漂染部的工人中，苏北、安徽逃荒农民占85%以上，其他日商纱厂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中共工人夜校对苏北籍工人的教育
早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创办了“工人半日学校”，虽然学校仅存在几个月即被查封，但仍培养了日商纱厂十几个工人，打下良好基础。翌年，李震瀛在此创办“上海工人第一补习学校”，200多工人入学。
1922年秋，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嵇直在沪西工厂区创办工人补习班，嵇直请江苏海门籍青年徐玮（1928年牺牲）另办一班。1924年春，两校合并为“小沙渡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内外棉五厂的盐城人戴器吉、姜维新、孙民臣、陶汉和等工人参加了学习。
1923年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北京迁回上海，在书记部主任邓中夏领导下，陆续在沪西、沪东、南市、吴淞等工厂和工人集聚区，建立起以上海大学平民学校为中心的多所平民夜校。如在老怡和、新怡和、恒丰纱厂附近设立杨树浦平民学校；在引翔港地区的大康、公大、同兴、厚生、永安、上海纱厂等纺织厂及英商班达蛋厂附近，设民智平民学校等，朱英如、吴启吉等苏北籍工人入校学习，并成为骨干分子。
1924年夏，中共沪西区委在工人补习学校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在戴器吉等工人影响下，盐城同乡顾正红、季小四子、周高升等加入俱乐部。俱乐部成立数月，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建立了党团组织；这些工人又以结拜兄弟等形式吸引更多苏北籍工人加入，参加俱乐部总人数近1000人，他们成为192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主力。
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工人夜校中，影响最大的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从这个俱乐部开始打进产业工人群众中的（在这以前，共产党的组织还是以学界为主要发展对象）。例如，同兴纱厂以及内外棉三厂、五厂等，都是由各该厂的工友俱乐部会员中加以选择和培养然后发展为共产党组织的，它后来成为“五卅运动的发源地”。
苏北籍工人骨干在罢工中冲锋在前
二月罢工系日本领班随意殴打女工引发。1925年2月2日，内外棉八厂日本领班殴打粗纱部女童工，其姊找领班理论，亦遭耳光。粗纱车间多数工人来自苏北，50余名甲班男工打抱不平，被日本厂主无理开除，并关闭厂门不让工人进厂。4日，甲班工人要求算还工资，乙班工人上班也遭拒，厂方还抓了6名工人。日本厂主的暴虐在沪西工友俱乐部传开，工人们纷纷要求俱乐部为工人撑腰。深入小沙渡工作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和上海地委工运书记李立三，决定召开各厂工会代表会议，发动工人罢工。
2月9日，罢工首先在内外棉东五厂开始。戴器吉高呼“摇班啦”，带领工人关车冲出车间，同时派人穿过墙洞赴西五厂传递消息。西五厂日本人迅速关闭大门，但工人在苏北籍青工季小四子带领下，越墙而出打开了大门。工人们出厂后，戴器吉号召工人到苏州河对岸沪西工友俱乐部所在地潭子湾三德里开会，誓师罢工。工友们在邓中夏、李立三的领导下，成立罢工总指挥部。内外棉第七、第八、第十二厂工人随之响应，罢工工人达9000余人。
罢工一开始，苏北籍工人就表现出很强烈的斗争性，但也表现出“原始状态，乱如纷丝，不可梳理；狂如怒马，不可羁勒”。邓中夏、李立三等皆有领导工人罢工的丰富经验，立即成立了罢工总指挥处和各厂工会。工会成立后，由各厂选择“勇敢能干者为该某厂代表”，组织工会代表会。许多勇敢的苏北籍工人成为各厂工会代表。另外，组建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安慰人心，并劝导不明白的工友莫上工”。
二月罢工在总指挥处的领导下，秩序井然。罢工期间，沪西工友俱乐部培养的积极分子苏北籍工人戴器吉、顾正红、姜维新、季小四子、孙民臣等在宣传、组织工人罢工、成立工人纠察队维护秩序等关键环节，发挥了骨干作用。
内外棉纱厂工会向日本资本家提出以下条件：一、以后不许打人；二、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十分之一，无故不得克扣；三、恢复第八厂被开除之工友，并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四、以后两星期发工钱一次，不得延期；五、以前所有储蓄金，悉数发还工友，储蓄赏算为工钱，按期发给；六、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七、罢工期间以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
2月10日上午，季小四子等积极分子率领200余名罢工工人，持“内外棉厂全体罢工”的旗子及铁条、木棍、竹竿等物，拥至内外棉第九厂、第十三厂、第十四厂，各厂工人取一致行动，将厂中机器、电话、玻璃门窗等什物纷纷捣毁，并将各厂之监工日人数名殴伤，复散发传单。罢工行动遭到普陀路捕房的弹压，苏言才、沈子良、季小四子、许金台等十四名骨干被抓。这更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12日，罢工之火已在小沙渡内外棉11个厂蔓延，15000多人，包括平时胆小怕事的养成工，全部参与罢工。
2月17日，为营救被捕同乡和工友，在邓中夏、戴器吉等带领下，日商纱厂工人再次到租界游行示威。队伍一路进发，高喊：“反对东洋人打人”、“中国人不要帮外国人压迫同胞”等口号，沿途不断有工人群众加入。军阀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致使许多工人被打伤，邓中夏和戴器吉等20余人被捕。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罢工持续一周，罢工队伍不断壮大，工潮从内外棉株式会社推向日华三厂、四厂、东亚麻袋厂、同兴二厂、丰田纱厂，又从沪西扩展到沪东杨树浦的大康一厂、二厂，丰田一厂、二厂，同兴一厂，沪东裕丰一厂、二厂，同盟罢工的工厂达22家，共计35000余工人参加，形成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反帝大罢工。上海日资纱厂二月罢工被称为五卅运动的前奏。
二月罢工在邓中夏、李立三等工人运动领袖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迫使日本资本家答应了工人们的部分条件。应该看到，如果没有苏北籍工人骨干无所畏惧、冲锋在前，并动员更多同乡工人加入罢工，就不可能给日本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