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场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抵御和抗击疯狂、凶残至极的日本侵略者，赢得了世界上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诚帮助。“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千里迢迢、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并肩战斗，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战，并把它当作自己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和使命来对待。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报道中国抗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和道义支持。抗日战争时期，有50多位著名的外国记者、作家来中国采访考察。其中有美国记者斯诺和夫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福尔曼、贝尔登等，英国记者贝特兰、斯坦因，德国记者希伯等。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活跃在前线、后方，真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业绩，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后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几个星期内销售达10万册以上，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此书出版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38年2月，该书被翻译成中文，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出版，短短的4个月就印了4版，轰动了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聚集地。成千上万的青年读了此书投入抗日洪流，走上革命道路。史沫特莱1937年3月采访毛泽东后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用中文在延安出版，并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讲：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3月，史沫特莱横跨大江南北，在新四军度过一年多军旅生涯。战斗、采访、救护、演讲，她以战士、记者、医生、宣传鼓动者的身份投身中国抗日战争，用自己在新四军亲身经历为主要素材写成的《中国的赞歌》一书，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优秀的战地报告文学著作之一。史沫特莱、希伯等还专程去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了叶挺、项英、陈毅、粟裕等新四军指挥员。贝特兰1937年10月到达延安，就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的方针政策及战略战术等问题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与他作了长谈，这次“谈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中，成为著名篇章。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1944年5月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至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记者团一行还参观并访问了延安及附近地区的工厂、学校、医院、报社，随即撰成新闻电稿发往国内外。福尔曼、斯坦因写的访问红区纪实《北行漫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被誉为权威性的纪实文献。 这些著作真实记录了中国各战场的考察情况，为中国的抗日事业积极争取国际援助，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罪行，尤其称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确信这支日益壮大的力量，能够打败日本，并治理好这个国家。

有些记者朋友不仅拿笔，还拿起枪，随八路军、新四军一起投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希伯是踏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外国记者，1941年秋日军策划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他同根据地党政机关一起行军，同时进行采访。转移途中，部队被日军一个混成旅包围于沂南县崔子乡西梭一带，希伯与数以百计的八路军指战员一同战死。他以自己的生命与中国官兵谱写了誓死抗击日寇的英雄史诗。

不少外国记者通过调查采访，揭露了日寇的残暴罪行。他们走过一个个被烧毁的村庄，看见一具具被残杀的尸体，听到被强暴妇女的哭诉，目睹日寇“杀光、烧光、抢光”的惨景，用文字、图片等揭露了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肆意杀害新四军官兵及伤病员，斯特朗根据周恩来的介绍，及时向国际社会提供事变真相。由于中共的坚定立场以及同盟国和世界进步舆论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这次危机才未进一步扩大，为中国的抗战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大力救死扶伤

抗战时期，在中国战场上活跃着三四十支国际医疗队，其中有白求恩、帕森斯大夫和尤恩护士的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有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国际红十字医疗队（由德国、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英国医务人员组成）等。他们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抗日战场，大力救死扶伤，积极参与筹设医疗机构，培训医疗人员，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3月，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和医疗队护士尤恩，不远万里来到延安后，立刻奔赴前线救治伤员。1939年4月在河北一次战役中，白求恩率医疗队在前线抢救伤员，战斗进行了3天3夜，医疗队夜以继日，为115名伤员进行了手术。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他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战地救治，4个月里行程700多公里，做手术300余次，后在一次抢救伤员的手术中受到感染，不幸以身殉职。毛泽东特地撰写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了白求恩崇高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以柯棣华为首的印度医疗队，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也曾转战晋东南、冀西、冀南和晋察冀等根据地，行程近万里，沿途施行手术千余次，诊治数千名伤病员。特别是在百团大战13天的战斗中，柯棣华及其同事接受 800多伤员，施行手术 550余次；巴苏华曾为200多名伤员做过急救处理，并负责转送到后方医院。在国民党战区的国际红十字医疗队的22位医生，也热情为军队和驻地民众服务，其中英国高田宜、德国王道等医务人员以身殉职。这些国际主义白衣战士亲临前线，忘我工作，及时抢救伤病员，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随着抗日战争的扩大和深入，伤病员日渐增多，医务人员严重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国际医疗队积极创办多所卫生学校培养医务人员，白求恩大夫就曾为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拟定教学计划与编写教材。 在晋察冀根据地，柯棣华亲自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学任务。他采取课堂讲授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同落后的医疗条件相结合，使学员迅速掌握简单易行的诊断方法，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新四军里的白求恩”、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在新四军战斗、生活的两年多里，不仅以高超医技救治了一大批伤病员，还在陈毅支持下办起了华中卫生学校。在他任教期间举办多期培训班，讲授妇产科、战伤外科等课程，为根据地培养了100多位医疗卫生人才，保证了战地医院的需要，而且也为新中国培训了医务骨干。

为适应对日作战频繁、部队伤亡日增的情况，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的美籍黎巴嫩人、医学博士马海德，倡议建立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原为“八路军医院”），为创建敌后抗日医疗机构尽心尽力。柯棣华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首任院长，将医院办成了一个便于医疗和教学、符合游击战争需要的新型医院，后又以该院为总院，建立了 8所中心医院 、24所分院，形成了总计约11800多张病床的边区医疗网。

奋战中国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性的战争，苏、美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不少战斗员、指挥员及军事观察家等来到中国抗日战场，或投身实际战斗，浴血奋战，或担任军事指挥，或进行军事观察。他们把打击日本侵略者作为自己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应有职责，这些对增加抗战实力以及帮助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增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协同作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和美国空军志愿队配合中国空军作战并帮助训练中国空军飞行员。1938年初至1939年夏，苏联空军志愿队前后有2000多名指挥员、战斗员、技术员到达中国，出动飞机千余架次，配合中国空军进行了武汉、长沙等20多次重大战役，仅1938年即击毁敌机130多架，炸沉日本舰船70多艘。在支援中国抗战中先后有200多名苏联志愿军勇士包括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等在战中英勇牺牲。美国空军志愿大队第二中队长纽寇克率机取得昆明空战大捷后，继续在中缅泰和印度支那地区作战，仅纽寇克和他的战友在一月间即打掉或烧毁150架敌机。被称为“飞虎队”的美国空军志愿大队还飞越危险的“驼峰”，开辟航线，运输战略物资80多万吨，该队先后损失飞机400多架。志愿队第一中队长山德尔、第二中队长纽寇克、志愿队员斐塔区、美驻华空军谢尔等也都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

抗战中，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中国空军参谋长的美国人陈纳德将军参与指挥了“八一三”淞沪会战、保卫南京和武汉的空战。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将军，在极其艰苦的缅印战场，亲自带领中美英缅将士在丛林、山区中跋涉，成功指挥了中国远征军和美军的对日作战，打通了国际援华运输的中印公路。卡尔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杰出指挥官，抗战一开始便来到中国进行军事观察。他两次从汉口出发巡游北方，足迹遍及5个省，行程达三四千公里，时达18个月，始终与中国军队在一起。在延安和华北敌后，他多次和毛泽东、朱德以及八路军指战员交谈，对中共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主张非常赞同。认为八路军“友好、自信与民主”，是中国抗日战争“新的潜力”，日本侵略者“不可能摧毁这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其对方的军队”。史迪威司令部政治部顾问谢伟思，1944年7月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到延安。通过观察访问，他发现“共产党宣称他们控制着日本占领区后方的华北、华中农村这一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认为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坚决支持，共产党的力量的扩大是建立在经济、政治、社会革命基础之上的。从这“基本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的未来，共产党确定无疑地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此外，抗战时期还有一些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革命者，如：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越南人洪水（武元博）、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朝鲜人民抗日英雄武亭、金昌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等。

尽力保护难民

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践踏中国国土、疯狂屠杀中国人民时，许多外国朋友在发生惨案的地区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尽力保护难民。日军入侵上海期间，法国天主教神甫饶家驹等人倡议在上海南市成立难民区，保护、收留了10万多难民。日本侵略军进占南京制造大屠杀期间，德国人拉贝联络了二十几位在华外国人，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获得“南京的辛德勒”的美誉。他撰写的《拉贝日记》详细记录了大屠杀内情，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丹麦人辛德贝格与他的德国同事一起设立了江南水泥厂难民区，保护了约两万名中国人，并为南京城内从事人道救助的国际人士提供消息和食品。他还将被日军残害的中国难民送往医院，并在厂里建立诊疗所。美国牧师马吉在日军进攻南京时，冒着生命危险，举起了摄像机，拍摄了4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真实反映日军暴行的影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提供物资援助

抗战爆发后，许多工厂被毁，工人失业，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38年8月，新西兰友人艾黎与斯诺等人在武汉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工合总会），发起“工合”运动，开展经济救亡，利用中国当时普遍存在的手工业或半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以合作化形式组织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缓解军需民用工业品的需求量对战时工业的巨大压力。到1942年7月，全国各地共设立了72个“工合”事务所，建立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近3000个，社员3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O万元，不仅生产了数千种民用消费品还生产了部分军需品，其中,延安事务所为陕甘宁边区军用和民用工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艾黎还时刻牵挂着在东南数省坚持游击战争的新四军，“‘工合’的任务就是要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以抗击日军”。他多次前往新四军地区访问并帮助建立工合浙皖办事处。新四军军部附近泾县茂林建立的工合泾太事务所，在艾黎、斯诺等国际友人的帮助下，短短七八个月就先后办起了造纸、制鞋、缝纫、烧炭、竹器等十几个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供新四军军需之用。这些都从物质上有效地支援新四军，从而打破了敌人对新四军的重重经济封锁。新四军军长叶挺曾专门写信感谢“工合”给予新四军的巨大帮助。毛泽东也曾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赞扬“工合”对中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

同时，一批外国科技专家也纷纷来到中国支援抗战和边区建设。英国物理学家班德夫妇是第一批到抗日根据地的科学家，从晋察冀到陕甘宁，为八路军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与白求恩大夫同船来中国的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林迈可，1944年5月到延安后建立了第一座国际电台。他设计的发射无线电强信号的设备把陕甘宁边区新华社的消息传送到旧金山和南印度洋；他举办训练班，言传身教，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具有高水平的无线电人才。林迈可还被聘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为中国共产党与外界联系做出重要贡献。剑桥大学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行程千余里，给困难中的中国科学界以实际、真诚的帮助，赴玉门油矿等地讲学，向中国大学及图书馆赠送科学书籍7000余册，资助60余名学生赴英国留学。

抗战时期，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由宋庆龄为首发起组织）中的耿丽淑、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也为支援新四军做出了许多贡献。“保盟”中央机关刊物《保盟通讯》在香港出版了36期，连续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英勇抗击日寇的情况；“保盟”还发起募集两万条毛毯运动，呼吁各国援华团体和个人捐款捐物帮助新四军解决御寒问题。“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滨中政志、后藤勇等人来到新四军，与战士们一起，共同参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一些外国文学艺术界人士也积极投身于中国抗日的滚滚洪流。朝鲜作曲家郑律成到延安后投入了抗日救亡前线的宣传活动，创作了《延安颂》、《延水谣》等歌曲，他与公木合作的《八路军进行曲》后被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台儿庄拍摄过对日大捷影片《大地》的世界著名摄影家荷兰人伊文思，将一部摄影机赠给延安，靠它拍摄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延安的活动以及中共“七大”等成为珍贵历史镜头。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9月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9年时讲话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程中，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持。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我们不会忘记给予中国人民道义和物质等方面支持的国家和国际友人，不会忘记在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惨案中为中国难民提供帮助的外国朋友，不会忘记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不会忘记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救死扶伤的白求恩、柯棣华医生等外国医护人员，不会忘记真实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业绩的外国记者，不会忘记在中国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宝贵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