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斯诺的陕甘宁边区之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不仅是上世纪30年代第一位访问苏区的西方记者，在此之后他再次赴延安拜访毛泽东（193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三次来华访问（分别于1949年、1964年、1970年），并与毛泽东见面。

1936年6月，斯诺第一次到陕甘宁边区采访。他和马海德（黎巴嫩裔美国医生）首先到达陕甘宁边区临时首府保安（今志丹县），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和保安百姓的隆重欢迎。斯诺受宠若惊，他迫不及待地在当天晚上就把这一盛况写信告诉了他的妻子。苏区给斯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第一印象，为他接下来的采访活动和争取他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同情与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到达陕北后，斯诺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左权、聂荣臻、程子华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特别是对毛泽东的采访（后来成为经典的毛泽东头戴佩有红五星的红军八角军帽的照片就是斯诺这次采访拍下的），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他的个人经历，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向外国人谈论自己的出身和主要经历，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斯诺的信任，这令斯诺十分感动，终身难忘。毛泽东除了本人接受了斯诺的采访，还允许斯诺到各处自由采访。

四个月的深入采访，斯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信息，写了满满14个笔记本。他掌握了有关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大量资料，对中共、红军和苏区有了深入了解。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采访获得的宝贵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发表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同时多次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国统区青年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了解陕甘宁边区。1937年3月，他还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之机，展示和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照片、影片和幻灯片，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看到毛泽东等中共和红军领袖的真实形象，看到一个真实的红色陕甘宁边区。

这次采访之后，斯诺写下了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这本书最初是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之后，此书以近20种文字翻译出版，不断地再版和重印，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成了畅销书。1938年2月，该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问世，因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发行，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人世界，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地区还出现了该书的许多重印本和翻印本。

斯诺的这次采访活动，是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成功的“新闻破冰”。党和红军当时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同时党和红军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根据地以外的人并不了解他们，加之国民党的恶意丑化、抹黑，共产党和红军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和声誉并不好。“共匪”、“赤匪”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官方称呼，“共产共妻”等说法更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可以说党和红军完全被妖魔化了。

如何去除“恶名”，对于中共来说，关系到在国内外为自己“正名”，树立客观正面形象。斯诺的访问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斯诺的美国记者身份及其中立的政治立场，都便于他向外界宣传中共的真实情况，让国内外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斯诺研究的深入，以及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档案材料的解密，有学者指出，斯诺1936年去陕北，是毛泽东、周恩来等精心策划的结果。有研究指出，当时在上海的国际共运人士路易·艾黎与陕北有秘密联系，陕北有人请他找一个诚实的西方记者和一个西方医生去延安。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陕北写信给宋庆龄，请她帮忙物色一位公平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陕北考察，以便争取国际上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有研究就认为，请路易·艾黎帮忙找人的与请宋庆龄帮忙找人的是相同的人，即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决定请斯诺。之所以选择斯诺，一是因为他是美国人，二是斯诺相对中立。选择斯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影响力，他当时正为好几家报刊撰稿和出版社写书，如他给当时具有很大影响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锋论坛报》写稿，而且他对中国人民具有同情心。

斯诺的身份及其对陕北的向往，加之多方的努力，促成了斯诺1936年的陕甘宁边区之行。此行和《西行漫记》的出版，将陕北的情况向外界进行了客观、公正的传播，使世界知道了真相，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及其领导人，使中国共产党不仅获得了国统区人民和国内进步人士的认可、同情和支持，而且获得了世界进步力量广泛的认可、同情和支持，从而逐步走出舆论困境。特别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方针的广泛宣传，使中共走出根据地、走出西北一隅，走上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成为中国抗日最坚定的力量，也因此获得了人民进一步的支持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