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在心中的动人旋律

“戴上鲜红的领巾，穿起美丽的衣裳。

我们来到了花园，快乐地跳舞歌唱。”
《金色的童年》这首歌曲，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中国少年儿童中广为传唱。我在小学曾参加校合唱队，很喜欢这首歌，也经常唱。60年代中期，舞剧《白毛女》上演，《大红枣儿甜又香》的旋律也令人印象深刻。那个年代，还有一首歌，开头两句是：“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很激动人心；虽是成人唱的歌，但我听得多了，也就会唱了。那时候，不管什么歌曲，我从不去注意歌曲的词作者和曲作者是谁。

直到几年前，我受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委托，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一书采访一些在抗战时期从事文艺工作的老人，并负责编辑此书，事先看了很多资料，才知道孟波、严金萱夫妇是上述几首我喜欢的歌曲的曲作者。

2013年秋，我到上海采访。早听说严金萱老人久已病重，无法接受采访了；孟波老人身体依然健朗，但早就申明拒绝任何采访。对这样一位在抗战音乐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人，不采访是很大缺憾。该从何着手呢？幸有上海方志办负责人刘建的大力帮助，事先去华东医院跟孟老打招呼。这样，我11月8日就得以顺利地直奔孟老住的病房。
走进病房，只见孟老正穿着蓝白竖道相间的病号服坐在椅子上看电视。他面容和身体清瘦，颇具仙风道骨。与孟老寒暄后，我闭口不谈采访，而是拿着“道具”——一本画册，请他看冼星海和张寒晖的肖像。孟老看后，打开了话匣子，先回忆起自己与冼星海的交往。他说：

“我在上海时就认识冼星海，跟他学指挥，在延安鲁艺也同他有交往，跟他很熟。他的女儿冼妮娜在杭州，经常给我打电话。现在熟悉冼星海的大概就是我和严金萱了。张寒晖我见过面，但不大熟悉。他是东北人，写了《松花江上》，他去世得比较早。”他还说，认识抗战时期曾在延安工作过的音乐家刘炽和画家李琦。

接着，我就问起孟老创作抗战名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事。他娓娓道来：“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参加救亡歌咏活动，以音乐为武器呼吁抗战。我同麦新（《大刀进行曲》作者）编辑出版了当时很有影响的救亡歌曲集《大众歌声》。在1936年11月我和麦新创作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那时，东北已经沦亡了，我们去参加要求抗日的示威游行，在小东门集合。队伍走到武昌路口，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冲过来。我们游行都是四个人一排，手挽着手，否则一个人走，会被宪兵、警察拉走。

“第二天，我们一些词曲作者在冼星海的家开会，那时他住法租界的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仁安坊，参加的有冼星海、吕骥、盛家伦、沙梅、任光、安娥、麦新和我等人。这天刚巧报纸上登了蒋介石的讲话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他那时正在同日本谈判，不想抗战。在会上，大家谈了这种情况，在一起商量怎么应对，决定让我和麦新针对蒋介石的言论写一首歌。

“当时没有地方，我和麦新就在外滩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处比较安静的地方，一起商量着写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唱：）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一共有两段歌词。这首歌刚写出来之后，在抗战开始之前，国民党政府禁止唱，因为当时不让讲抗日，在租界里也不让讲。当时出版的东西，比如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两字只能用叉叉来代替。直到‘七七’抗战以后，这首歌在国统区和共产党的根据地都可以唱了，就流行开了。国民党的部队里也传唱。1938年，当我国的中山舰遭到日寇轰炸，全体官兵在舰艇即将沉没时，就高唱着这首《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在短短的采访中，孟老唱了两遍这首歌。我怕他累，赶紧跟着一起唱。这首歌是我几年前采访老指挥家严良堃先生时头一次听到的，以后又听到多次，也就会唱了。

孟波早年在上海一家誊写堂当学徒。1934年末，他在一次送货时听到基督教青年会传出歌声，于是，就参加了刘良模组织的民众歌咏会。不久，他在上海认识了冼星海、吕骥等，参加了歌曲作者协会、歌曲研究会、业余合唱团。他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常到冼星海家，跟他学习作曲、指挥，还常与一些从事进步音乐活动的人聚会。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失利后，孟波在上海参加了“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宣传团”到国内各地进行宣传。出发前，因刘良模告诉他和麦新，他们的名字已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于是两人分别把原名孟绶曾、孙默心改为“孟波”和“麦新”。

宣传团在浙江、江西、安徽等地从事抗日宣传。在江山县，孟波曾为麦新作词的《自卫队歌》谱曲；在大别山区，他一度被留在第五路军的176师，为《五路军军歌》作曲，并多次指挥这支国民党部队官兵唱抗战歌曲。

孟老告诉我：“后来我到了半塔集，就是安徽、江苏交界的地方，当时刘少奇同志化名叫胡服，他为了了解国统区的情况，让我向他汇报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情况，张云逸和邓子恢同志也在。”1940年春孟波刚参加新四军，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团长，以后又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务科科长，实验剧团团长，新四军第3师鲁迅艺术工作团团长。孟老特别回忆道：有一次他率抗敌剧团为新四军第二支队演出，指挥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当唱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时，下面的战士也跟着唱。唱完后，支队司令罗炳辉很高兴，让他们唱了很多遍，以致担任指挥的孟波的军装都湿透了。孟波那时经常白天率团演出，担任合唱指挥，晚上要搞创作；演歌剧时，还去当乐队演奏员。我对一个没上过音乐院校的苦孩子走上音乐道路，并且学会作曲很好奇，就此问孟老，他说：

“我那时其实没有怎么学作曲。我觉得实际上作曲也很简单，就是把自己生活中的感受、情绪，用音乐写出来。如果没有感受，光有技巧也写不出来。比如解放后很多青年人离开上海上山下乡，我很感动，就写了首歌（唱：）‘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这首歌恰好也是我熟悉的歌曲，就跟着孟老一起唱。

正谈话间，有位医生来看孟老。医生走后，我担心孟老累着，就匆匆结束了采访，请他在一张白纸上签名。这时，我说，英国的伦敦华人爱乐合唱团等准备2015年在抗战胜利70周年时在英国首演《黄河大合唱》。孟老听后说：“严金萱是最早在晋察冀唱《黄河怨》（《黄河大合唱》中一首独唱歌曲）的。”随即他在签名后又题写了“黄河在咆哮”五个刚劲有力的字。

以后我与孟波的儿子孟临通电子邮件。他不断地就我的一些问题问孟老，并把孟老的答复和一段段的回忆发给我，至少有七次之多。最后综合整理而成的孟波口述，实际上有一大半是孟临采访、记录的。这个稿经过孟老审阅、修改、补充。应当说，它忠实地反映了他的记忆。

我看到一些出版和发表的文字记述在某些地方与他的口述有出入，曾通过孟临询问，譬如，流传较广的文字写孟波1935年参加民众歌咏会，开始从事救亡歌咏活动。故我在他的简历上也照写。但孟老在审稿时，添加了“1934年参加了刘良模组织的民众歌咏会。”我查阅有关记载，才发现，孟老写的是正确的。此外，一个权威出版物的文章写道，1936年11月那次抗日游行后，歌曲研究会在光明小学一间教室开的会上，大家建议由麦新和孟波针对蒋介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言论来创作一首歌曲。而孟老在答复时坚持说，那次会就是在冼星海的家里开的。还有一张在网络上看到的照片，下面有手写说明：“孟波指挥新四军合唱 1941年。”但孟老说：“这张照片是我在指挥第五路军的人唱歌。”即在他1940年参加新四军之前拍的。这里特记此以存实，并纠正一些讹误。

后来我在网上查到，八路军著名摄影师沙飞的女儿王雁曾于2006年采访过严金萱，于是就请王雁根据早年的采访整理出一篇口述。在整理中，她参考了孟老夫妇的女儿孟惠惠提供的资料；我们还不断地就一些严老经历中不清楚的问题询问孟惠惠，由她问病床上的母亲，再回复我们。如此反复多次，最终也整理出一篇严金萱口述回忆，并请严老看过。

就在收有孟波、严金萱等人口述的《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一书即将完稿的去年11月，突接孟临电邮，告知他母亲严金萱去世。我虽然从未见过严老，却从沙飞当年拍摄的照片中“看到”了年轻美貌的“金嗓子”严金萱；也从她的口述和一些文章中了解了这位不平凡女性的一生：

严金萱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和救亡歌咏活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贵州省工委交通。1939年到延安，曾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年底调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冲锋剧社担任演员、作曲。1940年剧社演出《黄河大合唱》，她独唱《黄河怨》。她回忆道：“我怀着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怀着对父老乡亲痛失家园的哀愁，深情地演唱了这首歌曲，这是我第一次演出这个独唱。我独唱《黄河怨》唱得很悲（唱）：‘风啊，你不要叫喊！云啊，你不要躲闪！黄河啊，你不要呜咽！今晚，我在你面前哭诉我的仇和冤……’台下两三千人寂静无声地听着；过了一会儿，观众中有哭声。”

严老还回忆：“我们冲锋剧社经常深入前线进行抗日宣传、对敌宣传。1942年，我军向敌伪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那时的敌占区，3～5里路就是一个炮楼。炮楼前的封锁沟2～3丈深，5～6米宽。我们冲锋剧社的战士，夜晚潜伏行进，用绳子滑下去，接应的老乡在对面把我们拉上去。我们先向炮楼喊话：‘老乡，东北是我们的国土，我们要打回老家去！’然后就由我唱《松花江上》。唱毕，只见有一个伪军的头从炮楼伸了出来，喊着：‘再唱一遍好吗？’我说：‘欢迎你们到解放区，我们一起打鬼子！’然后又唱一遍。唱完后，听见炮楼里响起了阵阵的抽泣声。当我们回到边区后不久，团长告诉我，你们在敌人炮楼宣传后，有100多个伪军投奔八路军了。歌声打动了他们，启发了他们的爱国心。”

1945年，严金萱被调回延安“鲁艺”，在前方干部训练班学习；孟波那时担任“鲁艺”教员，他们彼此相识。严金萱的独唱，孟波非常欣赏；而她早在贵阳就唱过孟波创作的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两人的心灵产生了共鸣。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两人在延安窑洞举办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很多“鲁艺”师生来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为他们写了一幅嵌名对联：“波澜无二致，萱草可忘忧”，老乡们送来一篮又一篮的大红枣。严老说，这就是她后来写芭蕾舞剧《白毛女》插曲《大红枣儿甜又香》的创作之源。1949年后，严金萱创作了约500余首歌曲，还为36部歌剧、舞剧、电影、电视剧作曲配乐。

1949年以后，孟波因为担任很多行政领导工作，作曲比夫人少些。但一首享誉全球的中国乐曲《梁祝》的诞生却与他有关。那时，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报送了“大炼钢铁”、“女民兵”、“梁祝”三个选题。孟波在表现爱情的“梁祝”旁打了勾。作曲家何占豪、陈钢和首演者俞丽拿都说，孟波的选择不仅显示他的艺术眼光，还冒了很大政治风险，“没有他那么一勾，就没有《梁祝》”。当初稿完成审查时，孟波发现没有了“化蝶”部分，他得到的回答是：新中国青年不搞封建迷信那一套。而孟波则认为，这是中国传统艺术浪漫主义的精华。所以，何占豪认为“没有孟波就没有《化蝶》”。可以说，孟老在《梁祝》的诞生和完整呈现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后来在网上发现，孟波夫妇家挂有我父亲李琦的书法“延水情”。难怪孟老当初在病房一见画册就说他认识李琦。我感到自己跟孟老夫妇很有缘。

今年3月18日一早，我打开邮箱，看到孟波三位子女发来的讣告，知孟老于3月16日去世，享年99岁。这位可敬老人的离世让我很难过。近来，在孟老子女建立的电邮群里，不时会有一些怀念孟波、严金萱的文章。读着读着，我不禁也动笔写出与孟老的短暂接触，并把对他的怀念之情倾注笔端。

如今，两位老人如比翼双飞的蝴蝶，翩翩而去了，身后留下很多优秀歌曲，仍然流淌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