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侵略正义战争，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重大的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与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为全民族团结抗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民族抗战的大旗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还在清朝末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设立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统治和经济掠夺。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形成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确立了先占中国东北和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

1929年秋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空前尖锐。为了摆脱危机，帝国主义各国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日本受到了这次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为了摆脱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集团急于发动侵华战争，转移国内阶级矛盾，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铁路的一段路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是为“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在短短的四个多月中，白山黑水间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按照预定计划，加紧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1932年3月9日在长春宣布成立以溥仪为“执政”的“满洲国”，翌年3月又改称为“满洲帝国”，溥仪改称为“皇帝”，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与此同时，日本进一步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所谓的“天羽声明”，公然宣称中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援助中国。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危机尖锐化，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大旗，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宣言，表明党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前进了一步。

但是，由于蒋介石集团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反复的“围剿”，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面对国民党蒋介石在军事上对共产党的赶尽杀绝，党提出了“抗日反蒋”的口号。

华北事变，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从1935年起，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加紧策划在华北建立一个“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当年5月，日本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在河北省政府门前示威，制造“河北事件”，无理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控制权。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提交“备忘录”，要求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7月6日，何应钦复函表示承诺。此即被称为“何梅协定”。与此同时，日军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6月11日，日军借口其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盘查，向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国民党当局竟然同意从察哈尔撤出中国军队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团体，聘用日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是为“秦土协定”。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拱手让与了日本人。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行径，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的嚣张气焰。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收买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国民党政府则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自治”的要求。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华北事变”。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在题为《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根据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八一宣言》发表时，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并不知道宣言的内容，但已开始根据华北事变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变化，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刚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35年11月13日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这对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北平发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热情猛烈地爆发出来。

瓦窑堡会议，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的转变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论证了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指出了地主买办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及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实际上指明了与代表英美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同时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牢牢掌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实际上宣布了党将“抗日反蒋”政策开始向 “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同时，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联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挑起中国内战的阴谋，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大势所趋，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从“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的政策转换。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作出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为了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战，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全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14日，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政府表示：红军愿在蒋介石指挥下努力抗敌，并准备随时出动。中共中央还派出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组成的代表团再上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秘密举行第二次谈判。但由于国民党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达到控制和吞并这支部队的目的，谈判没有结果。

7月1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蒋介石，宣言重申迅速发动民族革命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并郑重宣言愿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待命开赴前线等，并希望以此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个宣言再次显示了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声称：“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直接受到威胁，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此时平、津沦陷，上海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急着要红军开赴前线抗日，态度才有所松动，双方经谈判达成红军改编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一些让步，如同意不设立政治委员，把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正副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全军约4.6万人。8至12月，国共双方又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谈，组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支队，全军约1.03万余人。

在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的情况下，9月22日，南京政府通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表示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愿与共产党“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表明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标志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八年艰苦抗战中，国共两党按照协议，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虽有摩擦，但总体上相忍为国，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