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依靠人民群众无往而不胜

新四军是人民的抗日子弟兵，新四军进行的敌后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新四军人数不多，武器不好，在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周围，在日军控制的水陆交通要道两侧，在日伪军梅花桩据点之间，不仅立足生根，赶不走，“扫”不垮，“清”不了，而且在不断打击日伪军中发展壮大，被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这是什么原因？新四军的力量来自人民群众。
新四军所处地形不利，靠人民群众变不利为有利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新四军，从南方深山老林来到华中河湖水网地区，既无山林可隐蔽，又因地下水浅而不能像八路军在华北可以搞地道战，敌人则可以依靠铁路、公路、河道灵活快速机动。对靠两条腿行军的新四军来说，这遍布河湖港汊的地形条件十分不利。陈毅在《茅山一年》中说：“本军素以山地游击见长，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这是我们的弱点以及目前困难的地方。但我军另一面素能团结群众，在这些地区如能迅速争取群众，团结人民在我军周围，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就是地形不利，同样能开展游击战争。因为地形是死物，如能正确利用地形，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和战术，就是地形不利绝不能障碍我们。只有失掉群众的扶助，地形虽好也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地形对于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很重要，陈毅在《论茅山战局》一文中又说：“敌人依据铁道、公路、湖泊、长江、运河、京沪坚城，布置防御，这些地利优势，到今天全被敌人掌握，我们所依据的是散布在江南的人山人海，有了这种人和，敌人的地利完全归我们所有，敌寇就变成我们这人山人海中的孤岛。”人民群众熟悉地形，熟悉大小道路，他们知道怎样可以走捷径，怎样可以绕开日伪据点。新四军有人民群众作向导，游击队可以自由来往。华中没有高山丛林，也可以利用稠密的村庄、芦荡港汊；没有高粱地作青纱帐，树林、竹园、油菜地、水稻田也可作埋伏地；小山茅草深，也可容战士隐身。所以粟裕指出：“对于战争中的地形条件，应该辩证地去看。水网地形其实是既有利又有弊，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对地形的改造，加强部队的适应性训练，就可以变对我不利为有利，变对敌有利为不利。”
　　敌人依靠交通线快速机动，新四军在炸敌人火车、伏击敌人汽车的同时，发动群众破坏铁路、公路。在反“扫荡”和反“清乡”斗争中，新四军发动群众挖断公路，改大路为小路，改直路为弯路，改通路为断头路。拆大桥，架小桥，改固定桥为活动桥，在河道中打暗桩、筑暗坝，阻敌汽艇。新四军则掌握民用船只，控制渡口，组织船工，利用港汊芦苇，机动转移，设伏歼敌。在平原地区则发动群众挖交通沟。当时在苏中有“路路有沟，沟沟有桥，敌来拆桥，我（指新四军）来搭桥”的民谣。
新四军人数不多，加上民力战胜敌人
　　新四军人数与敌、顽相比处于绝对劣势。淞沪抗战后，在华中地区驻有日军9个师团；国民政府在华中地区的第三战区和第五战区，共有6个集团军，而新四军刚组建时，人刚满1万人，枪6000余支，兵少枪不足。陈毅在《江南抗战之春》一文中指出：“中国兵力弱于日本兵力，但中国兵力加上中国民力就大大超过日本兵力。所以中国军民合作，就等于战胜日本强盗。”陈毅在《论游击战争》一文中又说：“新的战术不仅使用军力而且善于把民力加在军力上面以打倒敌人。”
　　新四军挺进敌后地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使自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其力量就大为增强。各抗日根据地内凡年在16岁至55岁者，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均登记为自卫队队员，民兵则是自卫队的骨干。他们平时武装保卫家乡，战时是新四军的后备力量。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时，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作战部队只有5000余人，而黄桥镇1万多人口中，有6000多人参加了各种抗日团体。为加固黄桥镇的围墙，指挥部要征集3000名民工，而报名应征的有7000多人。守卫黄桥的第三纵队要求泰兴县派战场救护担架人员3000人，可黄桥及附近地区自动报名的有7000余人。1943年7月，泰兴两万多群众，在民兵的掩护下，包围广陵镇伪军据点，警告伪军不许下乡抢群众粮草财物，伪军被迫答应群众的条件，撤回了征粮队。在反“清乡”斗争中，1943年7月1日傍晚，苏中四分区统一部署，4万余群众和民兵在部队配合下，在300里长的封锁线上联合行动，锯倒电线杆，割断电线，挖毁公路，焚烧篱笆，火龙飞舞，日伪惨淡经营3个月的竹篱笆封锁带，一个晚上便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苏中战役时，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但参战的民工有14万人。1945年春，为迎接大反攻，新四军大力扩军，广大青年、民兵纷纷踊跃参军，区队上升为县团，县团上升为主力，各县又组建了新的独立团或警卫团。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主力部队加地方武装，共31万人，而民兵则发展到96万人，是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三倍。

新四军作战，有人民群众全力协助

新四军每有战事，地方党政部门和抗日团体都纷纷动员，为新四军送情报，派岗哨，查敌探，当向导，民兵和地方武装积极配合。战斗打响后，以民兵为骨干的支前队伍，组成运输队、担架队，送粮草，运弹药，抬伤员，部队打到哪里，支前队伍就跟到哪里。战斗结束后，支前民兵参加打扫战场，搜缴战利品，押送俘虏，掩埋尸体，平毁敌人工事。后方群众为部队送慰劳品，妇女到医院为伤员洗脸，擦伤口，喂饭，端盆倒尿，洗血衣、洗绷带等。

日伪军“扫荡”、“清剿”时，民兵四处鸣枪，开展麻雀战，用各种办法与之周旋，困扰和疲劳敌人，使主力能伺机击敌一路、一股。1942年10月19日，苏中泰州独立团在千余民兵配合下，合围下乡抢粮、抓丁的伪军孔瑞五部，歼伪军百余人，生俘伪营长以下50余人，夺回粮食、畜禽、财物百余车，救下被绑架青年百余人。1942年9月26日，苏中如西县芦港等区乡民兵、群众3万余人，驱走由加力镇下乡抢粮骚扰的伪军百余人，并跟踪追击至加力镇，烧毁镇周围的竹篱笆。
　　1944年夏，苏中四分区军民开展群众性的破击活动，连续20多天，先后有5万多群众参加，挖废公路1400里，拆毁桥梁50余座，收割电线2800多斤，电线杆400余根，并逼退了兵房、三余、北新桥等一批日伪据点的敌人。

新四军后勤部就在人民群众中
　　翻开新四军的编制序列，设有司令部、政治部，没有后勤部。1941年新四军重建军部后，设司令部、政治部，增加了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在司令部下设军需处、军医处、兵站处，执行后勤部部分的职能。
　　新四军吃饭、穿衣全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供给。部队粮食供应靠人民群众缴纳的公粮。新四军打游击，流动性大，地方政府收的公粮没有仓库储存，粮草就地存放在老百姓家中。每当部队有战斗任务，地方干部就在部队经过的交通路口设立粮站，组织群众碾米磨面，部队凭粮证支取。有时战斗激烈，前线部队伙房无法开伙，地方干部就通知群众送干粮，民工挑着烧饼、馒头，冒着枪林弹雨，把干粮送到前线。1940年10月黄桥战役时，正逢中秋，当地群众按习俗家家户户赶做烧饼、油饼，送往前线，各商店积存的月饼也送往前线，黄桥镇上60多户烧饼店的工人夜以继日地做烧饼，保证前线需要。
　　新四军没有营房，机关住祠堂、庙宇等公房，部队分散住民房，一家一个班，堂屋地上稻草一铺就是床。苏南金坛县建昌圩沟嘴头村的王吉娣家单门独户，四面环水较隐蔽，新四军领导干部陈毅、江渭清、管文蔚、陈丕显、章蕴、曾山等都在她家住过。王吉娣和她丈夫徐明富捕鱼捉虾，烧茶煮饭，洗衣采办，站岗放哨，被称为新四军的好“后勤”。
　　地方政府收的税款有时也存放在老百姓家中，需要使用时提取。1942年秋，苏中党政机关在泰东县遭敌人突然袭击，县政府金库的钱款来不及全部转移，便将部分钱款委托当地一位老乡保管。这位老乡把钱款放进一个腌菜的缸里，上面加上盖，挖坑把缸埋在地下。敌人撤走后，这位老乡把钱款归还政府，一分不少。
　　新四军的医院不够用，不少伤员分散在老百姓家中，医护人员挨家巡诊。1943年春，新四军第3师某部攻打日伪军占据的沟墩，一位20岁的重伤员刘荣留在徐老太家中养伤，72岁的徐老太烧盐开水，用棉花球蘸着替他擦洗伤口，煮鸡蛋给他吃。趁刘荣熟睡时，徐老太把家中仅有的两只老母鸡杀了一只，煨得烂熟，第二天早晨，徐老太端着一碗鲜鸡汤到床前，说：“刘同志，吃吧，养好伤回部队去。”
　　新四军的军工厂、修械所，也建在老百姓的院子里。吴运铎创建的新四军第2师兵工厂就设在天高县金沟区平安乡小朱庄（现金湖县）一姓徐农民的两间草房里，当时称“茅屋工厂”。
　　新四军浴血抗日得民心，依靠人民支持取得抗战胜利，新四军的胜利就是华中人民的胜利，证实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