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转折的前奏遵义会议前的三次重要会议

今年10月19日，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80年过去了，长征依然是经久不息的关注热点和永恒话题。

上世纪30年代前期，在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惨重失败，被迫退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踏上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路。中央红军1934年10月9日从闽西、赣南出发，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11 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历经难以想象的艰苦，战胜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在1935 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共计跋涉二万五千里，耗时一年零十天。

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近现代战争史上的英雄史诗。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强大队伍，长征中红军表现出的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和一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前进的巨大动力。

红军在长征路上，面临情况极其复杂，形势瞬息万变，他们一路行军，一路作战，一路开会商量对策。据党史工作者研究，长征路上称得上“重要会议”的有23个之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遵义会议，她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为何能实现伟大的转折？这有赖于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一个多月里接连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没有这三个会议打下的基础，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可喜成果。通道、黎平、猴场会议，在长征途中23个重要会议中，按时间先后排在第一、第二和第三。

本文就来介绍一下这三个为遵义会议作铺垫的重要会议。

通道会议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发生的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1934年12月9日～10日，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县境内。

下一步该怎么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但这一计划很快被蒋介石识破，国民党调集几十万军队，对突围西进的中央红军围追堵截。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李德、博古等人无视敌情，仍顽固地坚持从通道北上，与红二、六军团（贺龙和萧克的部队）会合。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则要求中央讨论红军前进的方向，不能再冒险去钻蒋介石布下的“口袋”。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这个在党史军史上不太出名的、小型而又是最高级的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在通道县恭城书院举行。会议由周恩来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李德，当时未成为领导核心人物的毛泽东应邀到会。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在平时交流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通过对湘江战役的反思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但是李德等人拒不接受，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因尚未在主要领导层中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会议最后只明确了立即西进贵州而不是北上湘西的进军路线。12月13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转兵西向进军贵州。

通道转兵意义重大，红军前进方向变北上为西进，避免了到湘西后可能遭受的覆灭命运。通道会议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党和红军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开始反思该不该请毛泽东重新出山参与指挥红军。

黎平会议

短促而紧急的通道会议，只改变了急需明确的进军路线，并未在最高负责人当中解决要不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分歧，博古、李德会后仍坚持要把队伍带到湘西去。

因此，在红军进占贵州东南角的黎平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黎平会议，这是红军出发长征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李德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

会上，博古继续重申了中央红军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毛泽东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事实，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阐述的意见，正式建议中央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黔北的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辩和反复讨论，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在其发言内容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提出质问。

黎平会议最终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被否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正如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猴场会议

黎平会议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12月31日占领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当晚即召开了猴场会议，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开到1935年1月1日凌晨。一会跨两年，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出席会议的除参加黎平会议的全体同志外，上次未出席会议的陈云和李德也到会。会上，毛泽东再次发言，继续驳斥博古、李德的错误思想，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同志再次表示赞同这个意见，并强调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最终在黎平会议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转兵贵州、进军黔北、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长征初期，李德等人错误地认为：“红军一定要到达指定地区（湘西）放下行李，然后才能反攻消灭敌人，失利是不可能的。”所以，自长征出发以后，红军处处被动挨打，在通过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后，损失极其惨重，接下来却还要一头钻进蒋介石布好的包围圈。通道转兵，是中央红军在转移战略上开始作出重大调整；黎平会议坚持了这个正确的调整，并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决定。而以李德、博古为主的“三人团”在红军主力抵达乌江南岸时，仍坚持回师湘西，为此争论不休。在此时，猴场会议重新讨论战略方向和战略方针问题，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占了多数，其正确主张完全被政治局所接受，党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与毛泽东在思想上实现了统一，初步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这就为遵义会议最后战胜“左”倾错误路线凝聚了力量。

猴场会议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举行。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一场大争论作出了正确的结论。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恩格斯说过：“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作用。”长征途中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发生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这些会议一环紧扣一环，每个环节对党的历史发生的伟大转折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伟大转折”是在遵义会议实现的，而遵义会议之前的三次会议，可说是伟大转折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