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份证件，右面写“新华社华中二支社、人民报社记者证”，左面写“通行证兹有新华社华中二支社、人民报社特派记者甄为民……”。记者证盖有新华社华中二支社的蓝印，编号为第一号。
就凭这巴掌大的证件，60年前的1945年12月下旬（即日本宣布投降后的4个月），让当时是新四军随军记者的我出色地完成了抗日战争中对日最后一战——高邮战役的报道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我们苏中地区的记者代表正在开记者工作会议，大家高兴得彻夜狂歌。之后，我奉新华社《苏中报》之命，调任随军记者，参加对日伪军受降报道。
那晓得“歌舞未及庆升平，出生入死赴枪林”。第一次采访，我随新四军苏中部队受降（南）通榆（连云港）路上的安丰、富安等据点，就碰到日伪军的顽抗，我差一点死在日伪军暗堡的黑枪下；1945年9月1日，我又随苏中军区主攻部队，解放日伪拒降的兴化城。那一仗全歼日伪军22师师长刘湘图部以下5000余人，俘日军4人，毙日伪军700余人。
可是，到12月下旬，盘踞高邮城的日军第90旅团626大队（后改称高邮警备大队）1000余人和伪42师5000余人却筑堡挖沟，负隅顽抗。我新四军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和华中野战军（司令粟裕）发起解放高邮战役。
凭着前述的那张“记者证”兼“通行证”，这期间，我顺利而且出色地完成了大小6件采访任务。
第1件，跟随支社社长鲁平，持证参加了高邮战役总攻动员会，会上亲聆华野粟裕司令员的作战命令。60年后我还记得张鼎丞司令还动员参战的第7、第8纵队的首长们打完仗后还要写稿。
第2件，我到主攻部队8纵政治部采访，碰上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山本一三到前敌阵地作劝降喊话。山本身穿日军军服，手持话筒，以日语劝降，日军死守顽抗，拒不作答，有的还放冷枪，我在山本身后看得清清楚楚。
第3件，我随主攻连，登云梯到城头巷战区，亲历64团一个连拼成一个排，一个排拼成一个班的白刃拼杀。有的战士枪上的刺刀拼断了倒在血泊中；有的战士身负重伤，苏醒后第一句话:“我的枪、我的枪!”还要继续拼杀。
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很壮烈，共歼灭626大队大队长岩崎学以下1100余日军（包括俘虏891人），全歼伪军42师4000余人，其中俘虏3493人。
第4件，我孤身一人手持“王八盒子”枪冲进城中日伪报馆。汉奸和伪职员已逃走，室内空无一人，我还在报社沙发上睡了一会儿。
第5件，我采访被俘的日军626大队长岩崎学，只见他躺在我军优待俘虏提供的门板上，以一个战败者的心态，不肯作答，我也不勉强。此人被遣返后，还来过信。
第6件，战役结束后，我和8纵政工部门的通讯员合写了新闻特写——《突破西城头》，刊登在《人民报》1946年1月6日第二版头条，并以此文打头，组成了名为“高邮战役通讯”的一个专版。
我们在文中写道:“接近城墙，架好竹梯，突击队6班、7班马上踏上竹梯，一个、两个……突然‘呼’的一声，东边的一把梯子倒了，敌人的手榴弹从城垛的堞墙上扔下来，6班的王阴才中弹了，7班的同志被炸得眼睛睁不开。云梯上的李满清，奋勇甩了两颗手榴弹，英雄们才冲上城头……”
这篇现场速写，有名有姓写到的受伤和牺牲的指战员有二十多名。 对这场城头血战的最后胜利，速写写道:“大碉堡的战事停止了，在搜索战果时，沙包工事里、斜坡上都是鬼子仰翻的尸体。我们冲进碉堡去，几个河北腔的汪伪和平军走出来，陆续交出了全部武器，6班的同志喊话:‘苦鲁三大衣（仿日语‘放下武器’之意），优待俘虏。’9个鬼子都拱手求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