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于1941年1月蓄意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当年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出发，途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斗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2000余人壮烈牺牲，4500余人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在这次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原以为形势对他很有利，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固然支持他抗日，表示继续给予援助；日本及德、意法西斯国家也想诱使其妥协、投降，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腾出手来对世界其他地区扩大侵略。他在这时发动反共高潮不会受挫。可是，他完全打错了算盘。事变发生后，全国广大人民、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及国际进步势力，群起谴责国民党倒行逆施，呼吁制止内战，维持团结，共同抗日。民心所向，可以说完全倒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一边。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的坚定立场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赢得了多方面的同情和支持，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地位。
一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在政治上开展了广泛抗议运动，以强大的舆论攻势将国民党蒋介石的叵测居心公布于天下，竭力戳穿其分裂投降阴谋。延安《解放》周刊发表《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的重要社论，质问国民党军事当局“国家之法纪何在，当局之信用何在”，指出“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国民党顽固派“以分裂代团结之阴谋，以内战代抗战之罪行，实为帮助敌伪和危害民国之大不韪！”《江淮日报》发表陈毅文章《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指出：“重庆当局蓄意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之居心，已昭然大白于天下。”苏北军民悲愤激昂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皖南新四军。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等通电全国、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和声讨亲日派的通电，都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事变，要求继续维护抗战大局。
皖南事变的真相公之于世后，在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内部将领及地方实力派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纷纷发表声明，表达对国民党当局的极端不满。在沦陷区上海，各民众、团体均表示此次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势力斗争问题”，同时呼吁“务祈领袖诸公，念我祖宗血地，尚未收复，半数同胞，正陷水火，相忍为国，团结对外”。皖南被围新四军浴血奋战之际，香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彭泽民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并三次致电蒋介石，提醒他“悬崖勒马”，“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抗日党派”。在香港的爱国人士金仲华、范长江等400余人也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要求“明令凡属抗战部队，俱应加以优容保护”，“毅然制止内战，使国际形势之有利条件，不用于对内，而用于对外”。此电发往重庆后，又先后在香港、延安见报。曾在新华社工作过的廖承志，利用香港“自由港”的有利条件，打破舆论封锁，向世界各方表明中共态度：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
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到处为共产党做宣传，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并且提出了营救叶军长，反对内战的口号。文化界著名人士邹韬奋在《全民抗战》上发表《言行一致的政治》的社论，痛骂顽固派是“说尽好话，做尽坏事”的无耻之徒。他还与茅盾等9人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抗战以来制造的种种事端，提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实施民主政治、改善民生等9项主张。皖南事变令冯玉祥对国民党大失所望，直言“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办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失策。杂牌军及地方实力派则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皖南事变多存疑虑：“以杂牌消灭杂牌，中央则不许杂牌存在”，认为皖南事变是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
皖南事变后中共发起的强大舆论攻势以及国内爱国民主人士声援与配合，形成了皖南事变后国内舆论的主流。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皖南事变前攻击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大公报》和《申报》，在皖南事变后对当局的“过激手段”持有异议，也一度对新四军表示同情：“我们恳切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的处分，更恳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处理此问题，勿使有节外的牵连和蔓延。”
二
皖南事变引起广大爱国华侨的关切，广大侨领、侨报和华侨社团纷纷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屠杀新四军抗日健儿，反对反共内战。美国加省华工合作会主席杨森致电蒋介石指出：“当此国家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正需团结而不暇，岂容分裂而内战。……干戈对内，无异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自相残杀，等于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国家民族前途，何堪设想”，并表示：“拥护国共继续合作团结，誓死反对分裂投降。盼公等俯顺舆情，顾全大局。”纽约华侨青年救国团致电蒋介石、林森，希望国民党“巩固内部团结，务令大家言归于好，并肩携手，一致对外。”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办的《美洲华侨日报》、致公堂办的《五洲公报》、旧金山的侨报《世界日报》、古巴洪门致公堂的《开明公报》及加拿大致公堂的侨报等10家报纸，共同发表“十报宣言”，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搞分裂自毁长城，要求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务必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古巴华侨团体会、救国大同盟等7个侨团也致电蒋介石：“近闻国内团结破裂，彼此摩擦，莫不痛恨，请迅速解决纠纷，永远团结抗战，驱逐日寇。”澳洲华侨代表黄襄望说“在大敌当前，民族危机深重的今日，国内团结应比前更牢、更巩固。因非团结即无以抗战，非抗战则亦不能促进团结”。
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希望国共两党息事抗日，祈盼“一致主张，弭止内争，加强团结，抗建前途，实利赖之，天海非遥，愿闻明教”。新加坡侨领陈开国表示：“我本人认为今日中国全体人民唯有一个大目的，即抗战到底，争取民族解放自由，任何各党各派不能离开民族共同利益，如有党派之争，必为全体人民所唾弃。”菲律宾侨领余清箴指出：“侨胞最希望于祖国的，是希望国内团结的日益加强，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痛恶任何细小的分裂消息，希望政治进步。”南洋报刊激烈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马尼拉《建国报》称，国民党向调动未完的皖南新四军发动进攻是“直欲扩大事态，造成全面内战，弄到国亡种灭而后甘心”，大声疾呼：国共两党应该“枪口一致对外”。
星洲《南洋商报》发表时论指出：“华侨的立场，是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凡是遵守‘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最高原则的任何党派，一律予以拥护。……在日本强盗压境的日子，‘团结则生，分裂则亡’，只要是中国人，只要不当汉奸汪派，都应该团结起来，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如果怀着‘排除异己’的念头，互相歧视，鼓吹分裂，陷中国于灭亡的境域，便是民族的罪人，海外一千一百万华侨将不能宽恕他。”槟榔屿《星滨日报》1月20日载文写道：“海外二千万侨胞是拥护团结到底，而誓死反对枪口向内，弄到中国人杀中国人的。”该报1月23日的另一文再次呼吁“大敌尚未打倒，国人仍须团结”。
皖南事变发生后，广大爱国侨胞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反对分裂，呼吁团结，与国内进步舆论遥相呼应，有力地扼止了危局的扩大。
鉴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从反法西斯共同利益还是各自的利益考虑，苏、美、英等国都对蒋介石此举表示不满。苏联《真理报》刊载皖南事变的消息，批评国民党当局“党派偏狭之动机”，“对于皖省新四军之攻击，已使中国各阶层之爱国人民大为震惊，尤以劳动群众为然。中国进步人士表示意见，认为此种事变为大规模行动之开端，其目的不仅在于消灭新四军。彼等认为此举将酿成中国内战而削弱中国”。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朝野议论纷纷。《大美晚报》《华侨日报》纷纷发表社论：“共产党的新四军与中央政府部队的冲突，在那些希望统一战线的中国击退日本的侵略的人看来，是一桩不幸的事情”，“抗战与内战不能并存，分裂与投降必相为因果，如果有人说是可以一面反共，一面抗战的话，那不独是欺人之谈，实是准备投降的烟幕弹”。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说：“当日本正准备向‘南海’推进时，中国为本身及其友邦利益计，急应尽量牵制多数在华之日军，是故此刻竟发生此种剧烈内讧，实为极大不幸”，希望“蒋介石将军能作妥善措置，以免成为中国之不幸与远东轴心同盟国之胜利”。英国援华总会也致电蒋介石，“关于与新四军冲突之消息，使吾人不胜惊愕之至。……关于内战之消息，对于中国正在全力以赴之事业实有损无益。因此本会坚主给新四军以正当之待遇，和平解决一切冲突”。苏、美、英等国不赞成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发动反共内战，运用舆论攻势，强烈反对和谴责国民党围歼新四军，一定程度上为限制国民党顽固派公开反共、团结抗战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
皖南事变引发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舆论对于中国抗战的前途广泛关注，进步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不得人心。
在国内，国民党左派发起抗议活动，各中间势力在唇亡齿寒之感触下也广泛同情中共，于是在1月17日国民党宣布解散新四军后，道义的天平迅速倾向中共一边。综合考虑国内外各方面因素包括国内外舆论的走势，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来反击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化解一触即发的大规模内战危机。陈毅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处境危险而困难的新四军，得到最大的安慰，便是从全国人士中，从全世界反法西斯盟友中，得着同情。特别是从美国方面得着的同情，最为可贵。”
在这样情况下，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深感“抗战时对共党作战，容易失去国际同情”，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反共行为。蒋介石心腹谋士王世杰事变后给蒋的《密呈》中曾这样写道：“以为目前为彻底制共之最良时机者，殊非的论。”建议“务期以政治方式解决全案”，切勿“引起分裂”。
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蒋介石只好被迫寻找台阶，摆脱窘境。1月17日，张冲转告苏联，皖南事变是“地方性的军事事变,不应赋予其政治意义,不应对其作出广泛反响”，并保证这一事变“绝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而且不会影响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继续合作”。蒋介石向潘友新、居里承诺：“我保证大局绝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变动，中国当继续抗战。”1月27日，他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的讲话中再次辩解说，此次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只限于军令、军纪，不涉及党派与政治问题”。1941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绝无剿共的军事”。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