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三年

1937年10月24日，由于日本鬼子的飞机连日轰炸安徽宣城，18岁的我被迫中断学业，随同在此经商的父亲逃回家乡黟县立川村，与从天津逃难回来的乡友汪怀仁、汪怀义兄弟俩一起投入到抗日宣传工作中去，成为皖南民众动员委员会黟县青年工作团的一名干事。

1938年5月，抗日烽火已燃遍皖南山区，黟县区委介绍我参加新四军。经过短暂的准备，我离开黟县，踏上了北上的山路。走了整整两天，到达云岭新四军军部后，我被分配到军部战地服务团。

考虑到我原来搞过民众动员工作，团部派我到包村工作组水东瞿村小组搞民运工作。小组一共只有3个人，组长李桂英是位女红军战士，纪白薇（纪培陵）则是一位从关外流亡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女学生。我们的任务是深入农村，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为扩军做好组织工作。记得头一次参加群众大会，我拿着毛笔为群众签到时，有好几个士绅、教员惊奇地叫起来：“想不到新四军里也有这么好文化的、字写得这样好的年轻人，新四军里有人才啊！”我扶扶眼镜架，不断说着谦词，心中却很高兴：我为自己能为新四军赢来赞誉而自豪。

难忘教导总队

1938年7月，我奉命来到云岭新四军教导总队7队参加学习。队部初在云岭，后迁中村清水湾。我们7队的队长是周和康同志，9月周上了前线，调来杜平同志任队长。我与丁公量、舒绍基、陶志凯、王寒石等同志编在一个班，我任班长兼学习组长。

教导队生活是一种完全正规化的军事生活。每天早晨军号声划破山区的黎明，我们就急忙涌向门前的清水河里洗漱，然后快速集合、列队爬山、跑步和操练，饭前我们都会列队唱上几首革命歌曲，上课的号声响起，每人手执用稻草编结成的蒲团列队进入祠堂教室或操场露天课堂席地而坐，静悄悄地听课，以膝盖作课桌记笔记。夜自习大都是小组讨论，直到就寝号声响起，一天的紧张学习生活才告结束。

教员都是教导总队从具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干部中选派来的，薛暮桥讲授《政治经济学》，李一氓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邓子恢讲授《民运工作》，赖传珠讲授《游击战术》等。尽管学习条件很差，但学员们的学习情绪都异常高涨，学得认真和有味。

频繁的夜间紧急集合、丰富多彩的军事实践、严格的内务整理以及站岗放哨等等，都是教导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导队的学习生活给我的收获很大，不但学到了政治、军事，武装了头脑，而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从上海来的地下党员丁公量同志。

来到后方政治处

1939年初，教导队学习结束，我被分配到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任青年干事。青年工作的重点在后方医院，这里的医生、护士大多是年轻人，有好些是叶挺军长从大城市出高薪聘请来的，思想觉悟与新四军战士间有些距离，甚至对于伤员说“同志，请给我换药”大光其火，非要人家改口称呼“小姐”方露出笑容。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和我们同心同德并成为合格的新四军战士，当然困难不小。

我经常起早摸黑，与青年医生护士们谈心、交朋友，潜移默化地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不久，后方医院成立了青年队，青年人大多主动提出减少薪金，有的还自动降低菜金标准，由每天每人两角，降到每天1角3分（当时我们政治处干部每天每人是7分），以支援前线，支援抗日。

有一次，我奉命到岩寺兵站检查工作，任务完成之后，便顺路回黟县老家看看。因为临行匆匆，竟把一本刚发下传阅的《党的建设》的秘密油印读本也带在身边。到了黟县后，当地的地下党员汪怀仁、汪中等乡友都喜出望外，因为黟县的抗日工作太需要经过训练的人了。当他们知道我是顺路回来看看，马上还要回去时，就找到黟县区委书记汪映，要他给皖南的特委书记李步新写求援信，要借我回去帮助地方上工作。待我回到政治处时，迎接我的是生活会上的一顿批评，因为我这次外出已经超期两个礼拜了，还带走了秘密文件。

茂林“工合”的战斗

1940年5月，我手持黟县县委负责人的介绍信，离黟去皖南特委报到，接受新的任务。为了安全，我把介绍信藏在眼镜盒的绒布里面，再将布又按原样粘贴好。皖南特委设在军部附近的白果树村，特委书记李步新热情接待了我，青年部长朱光同志将新的任务交给我：去茂林“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泾太事务所组建“工合”特别支部，由我出任支部书记，代替吴焜的泾县县委委员职务，领导广益、宁属两所中学支部工作；以“工合”为掩护，组织发动抗日救亡活动。为便于工作，我决定将原名“汪克文”改作“汪奇”。我火速赶往茂林桂花敞厅“工合”泾太事务所报到，开始了在茂林“工合”的战斗。

当时新四军初进皖南，条件相当艰苦和困难，虽然自力更生地在驻地办起了印刷厂、被服厂、毛巾厂、蜡烛厂，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敌人重重封锁下，文化用纸尤其紧缺，解决文化用纸的供应成为最棘手问题之一。“工合”接受这一任务后，便在小岭造纸作坊基础上，召回技术工人，购置原材料及工具等，以最快的速度生产出适合印刷和书写的毛边纸，供我军出版《抗敌报》《抗敌杂志》和印制毛主席《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及大量宣传品之用。军教导总队受训学员及部队战士学习用纸，以及后来东进时发下的行军日记本，也都是“工合”产品。为解决土造纸张不能用钢笔墨水书写的难题，我们进行技术攻关，用在纸浆里掺入糯米粉的办法，提高了纸张的润滑度，解决了难题。造纸需要用碱，几经周折，自制烧碱投产，除供应造纸外，还能供应小批生产肥皂。

茂林山道崎岖，外出工作全靠两条腿。风吹雨打，忍饥挨饿，早已习以为常。在吴焜筹办期间，已有造纸、纺纱、烧碱几个工业生产合作社。从1940年3月到10月短短8个月的时间，我们又办起了宣纸、制鞋、木炭、缝纫、雨具和制面等十多个生产合作社，满足了部分军需物资的供应。

1940年11月间，新四军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共同抗日，同意皖南部队北移。11月17日，由蒋传源和我带队，茂林“工合”从茂林撤至云岭汤村丁家山皖南特委会。12月初，茂林“工合”我方工作人员全部撤退并参军，当到了云岭时，我被留在白果树皖南特委，参加“临时工作委员会”做“关门”工作，主要是安置抗属组织互助与发放救济粮。此时新四军民运部长夏征农同志，正为安置新四军伤残战士奔走。我获知这消息后，思忖着按照“工合”组织章程，可以接受抗日残伤人员参加合作社工作，后经反复研究，认为这办法可行。

这天，在约定的日子，身着黑色皮夹克式大衣、高高个子的夏部长来到了桂花敞厅，协商“工合”接收残伤人员事宜。我们这次要负责接收安置的二三百名新四军残伤人员，大多已经丧失战斗力，是无法跟随部队转战的，只得通过“工合”事务所的渠道分散到十几个基层合作社隐蔽休养。为减轻各合作社的经济负担，民运部考虑得非常细致，已对每位待安置人员发了生活安置费。接着，我以“工合”事务所组织指导员的名义与夏部长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分别盖上“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民运部”和“行政院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泾太事务所”的公章，完成了这次艰巨而特殊的任务。

不久，皖南事变就发生了，这一预先安置为革命保存了一批有生力量。

掉队后的奇遇

1941年1月2日，我奉命徒步赶到南陵土塘去传达中央指示，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时机”的方针，部署一些善后事宜。待我完成任务赶回白果树村时，正赶上大家准备行军。1月4日夜，我和特委李步新、林芳、朱光、张世杰、陈洪、吴立奇等十几位同志组成一个班，在军部民运部行列里随军出发。正值寒冬，天空中下着大雨，饥肠辘辘，还得踩着高一脚低一脚的山路奔跑，每个人都已筋疲力尽。后来军部在石井坑“轻装”后，我同吴立奇被分配到特务团，又由团部直分到连队。宿营时，每人从自背的干粮袋里倒一瓷缸米，交炊事员装入一只大麻袋，然后连袋放在地灶上煮饭。有好几次，饭还未煮熟就来了敌情，于是几个人扛起米袋就跑，到下一个宿营地再接着煮。后来大家的米袋都空了，连饭也吃不上，但行军仍不能停止，我们便沿山梁野地挖当地烧炭人遗弃的萝卜菜和野菜来充饥。当时感到如能美美地睡上一个小时就满足了。队伍中不乏边走边打瞌睡的战士，我和吴立奇就在一次行军时站着熟睡过去了。凌晨4点时分，刺骨山风把我们吹醒时，周围已经空无一人，我们发现自己掉队了，便急忙顺路摸下山去。当我们出现在紧靠山脚的一户老百姓家门口时，只见屋里坐得满满的，都是惶恐万分的妇女儿童。

我和吴立奇走了进去，说我们是走散了的新四军，希望能购买些锅巴什么的吃。一个妇女给我们弄了些吃的之后，悄悄告诉我们：“天一亮，国民党军队就要进村挨家挨户搜查，这一带被他们占领了，你们要设法躲起来。”接着，她就带我们到半山腰的一个茅草丛遮住的山洞里。洞里漆黑一片，她划亮火柴，将我们安顿下来后，还去抱来一些杂草，挡住洞口，约定了以拍3次手掌的联络暗号后，她就匆匆下山去了。

晚上，她给我们送来了饭，还有些腌菜和一竹筒茶水，我们开始狼吞虎咽起来。我想，假如有人问我吃得最有味道的一顿饭是什么饭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就是这顿山洞饭。听她说，周围尽是国民党军队，看来不想办法是离不开这儿了。我请她找个身强力壮的可靠男人，替我们跑一趟茂林，带上我的字条去茂林“工合”找曹承泰同志，让他设法弄两张通行证和一些化装用品来。那妇女拿着我们付给她的30元钱，答应尽力去办。大概是两天光景吧，她带来了我们需要的一切物件。这时国民党搜山军队已撤到大路上站岗，检查行人，我们就跟着她下山来到她家门口，洗脸化装，整理衣服，佩上“行政院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圆形胸章，俨然是两个公务人员了。然后告别了帮助我们的乡亲，告别了战斗3年的皖南，迈着潇洒的步子走向大路。

分别时，那妇女郑重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而我却仍然记忆犹新。她说：“新四军是好人，对我们好。我这是报恩。不然的话，不要说去告密，我就是把你们害死在山洞里也不会有人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