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培育民族幼苗

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我国发行了一套《巾帼英雄》的纪念邮票，这套邮票收录了256位百年来为国家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女性。其中第109 号邮票是位名叫李家应的女士。

李家应是抗日战争中，浙江战时第一儿童保育院的院长。作者正是被这所保育院收容的难童，长期以来，都想把我们敬爱的李家应院长被埋没的事迹向世人介绍。本人现也年逾八十，自感来日不多，应该抓紧时间完成这一任务。

　　几乎被埋没的荒冢

1991年的一天，天阴沉沉，然后下起了小雨。

在杭州南天竺以西的深山里，一群年过花甲老人，其中有的超过了八十岁，他们沿着崎岖的小径，互相搀扶着，拨开荆棘蒿草，吃力地攀登着，最后来到了一座几乎被灌木和杂草埋没了的土坟前。土坟简陋的石碑上，镌刻着“李家应女士之墓”。老人们对着坟茔静静默哀，眼泪夺眶而出；其中一位从台湾来的老人，跪拜再三，泣不成声。

这群老人都是抗日战争中的难童,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里,他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幸而被收容到战时儿童保育院,在那儿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并受到了教育。他们忘不了那峥嵘的岁月,也忘不了慈母般的院长李家应。那位从台湾来的老人,是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大陆后他专程到杭州打听几十年来朝思暮想的恩师。在杭州又几经周折,才在公安部门协助下找到李家应的亲属并与老同学们取得联系。另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叫严金明，当时是保育院的副院长。他1938年参加了共产党，与李院长共事八年。他不顾年迈多病，特地从金华乡间赶来，参加保育院院友的聚会，并不顾年老体弱，攀爬到李院长墓前来祭拜。

　　统一战线的伟大成果

1938年初，日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过半年，中国的十一个省市沦陷于铁蹄之下。日寇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未到之处狂轰滥炸。上千万人死于非命，上亿人沦为奴隶，三千多万人流离失所。命运更悲惨的是成千上万的儿童挣扎在死亡线上。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严重关切。

是年1月3日，《新华日报》以《发起组织儿童保育会》的大字标题，登载了这样一条新闻：

“抗战以来，很多为祖国牺牲的同胞遗下子女待养育，令人怜悯。为救济这些儿童，社会上正准备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听说发起参加的有方振武、沈钧儒、郭沫若等184人。如成功则可使抗日同胞减少家庭顾虑，同时妇女们也可以参加救亡工作而增加抗战力量，很希望各界人士赞助。”

3月19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界限路圣罗易女子中学成立。李德全担任大会主席，女作家安娥（后来的《保育院院歌》的歌词是她写的）报告了筹备的经过，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也讲了话。这次大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

当时会场上还有一位女士，虽然没有出头露面，但却显得特别激动和欣慰。她就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邓颖超同志。她数月来的辛勤工作，终于有了结果。实际上稍有头脑的人，透过《新华日报》的宣传，可以看出，其策划和促进者正是周恩来和冯玉祥两位伟人。

大会之后，举行首次理事会，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聘请包括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沈钧儒，以及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斯诺、司徒雷登等286位名誉理事。这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统一战线壮举！

接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包括延安）就成立起20多个保育分会。八年抗战中先后成立了53个战时儿童保育院。这些保育院，历尽千辛万苦，收容保育了3万多儿童，为我们民族保存和抚育了一大批幼苗。李鹏、李铁映、邹家华等也都是在那“马背上的摇篮”里抚育长大的。

　　大小姐受命于危难之中

1938年6月5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在金华成立。其时，杭、嘉、湖已经沦陷。分会一成立，立即展开抢救难童的工作。在抢救的队伍中，有一位肤色白皙、留着短发的姑娘，她不顾难童中散发出的难闻气味，耐心地把难童组织起来，送上火车，运往大后方。金耀锦回忆说：“1937年，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战火和饥饿威胁着我所在的小山村。我们13个孩子怀着逃生的决心，随着难民洪流步行、坐船、扒火车到了金华战时难民所，在那里遇见了李家应。她端庄温存，长圆的脸上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仿佛能看透每个孩子的心，只要她一开口，连最顽皮的孩子也只好连声‘嗯，嗯’答应。我们13个孩子进了保育院，暂住在金华分院的大院里。”不久，鉴于难童日益增多，加之敌人封锁，向大后方运送难童的工作被迫停止，分会决定成立浙江战时儿童保育院。开始由彭惠秀任院长，不久，彭辞职，分会推选李家应出任院长。

李家应是安徽含山人，1911年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社会系。抗战初期，他父亲李立民应黄绍竑之邀，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李家应在父亲的指引下从武汉来到浙江，投入抗战工作。实际上，李家应跨出校门还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但她本着满腔的救亡热情，参加了浙江省保育分会，积极地投入了难童抢救工作。她的工作热情和献身精神，得到了分会同仁的一致赞扬。

第一保育院选址在当时浙江文化教育中心的丽水县碧湖镇，借用了当地的一座大庙——天后宫作为院址。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她们移走了神像，把庙宇回廊和厢房用竹篱加以间隔后，就开始收容难童。在那棵枝繁叶盛的大樟树下响起了《保育院院歌》：

我们失去了爸爸，我们失去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

……………

我们又有了爸爸，我们又有了妈妈。我们开辟了新天地，我们建设起新的家。

经过艰苦的创业，保育院逐渐扩大，在天后宫之外盖了新的院舍，收容儿童700多人。

　　使人耳目一新的事业

保育院不属于行政编制系列，经费来源，物资保障，都要靠自己去争取和募集，师生员工近千人，要吃、要穿、要住、要教育、要医疗，在抗战期间，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李家应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借助蔡凤珍（省主席黄绍竑夫人、分会的理事长）、黎沛华（省财政厅长黄祖培的夫人、分会副理事长）的影响，争取财政上的支持；一方面依靠严金明等一批教工骨干（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艰苦创业；同时做好以王作绅为代表的当地开明士绅的工作，在占用庙宇、迁走坟墓、建立农场等方面给予合作。当时在保育院里流行一句口号“救亡以外无工作，吃饭以外无要求”，并在全院的教工中实行了供给制，上自院长，下至杂工每人每月一律只拿10元钱。全院工资最高的是聘请来的医生每月50元、理发师傅每月14元。教师们既是老师又是保姆，他们与难童同吃同住，白天上课，晚上料理孩子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极其清贫的，但全体职工抱着献身救亡的精神忘我地工作，呈现一派清新、健康和团结的氛围。

为了解决供给不足的困难，更重要是为了让院童更好地成长，培养劳动习惯，李家应采纳了严金明的建议，在保育院实行了一套崭新的教育方针。根据儿童的年龄，全院分成职教班、基教班和幼稚班。基教班,全天学习,修完初小的全部课程;职教班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分成农业、畜牧、印刷、缝纫、医护等组，既使孩子们学会一些劳动技能，又解决了部分实际困难。保育院还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突击开荒，建立了三个农场，作为主副食基地；在当地筹粮困难时，组织教工和年龄较大的学生，拉着手拉车，远征二百余里到龙游把粮食运回。尽管这样，保育院儿童的文化学习成绩却是第一流的，每年省内各中学招生，前几名的公费生，基本被保育院的学生包下来；当地举行的运动会、演讲会、文艺演出和各种比赛，奖牌也总是被保育院夺回。

保育院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了《儿童报》和儿童剧团。《儿童报》向社会发行，发行量很大，成为浙江广大青少年喜爱的抗日爱国读物；儿童剧团也经常到周围的农村工厂和兵营演出。儿童剧团还曾远出到云河、金华和方岩（省政府所在地）等地公演，为抗日战士募集寒衣。当时的省报曾以整版篇幅介绍了他们成功的演出。儿童剧团演出的有当时流行的抗日剧目，如《放下你的鞭子》、《小英雄》、《帮助咱们的游击队》等；也有来自陕甘宁边区的节目，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也有孩子们根据自身经历自编自演的节目，如《流浪儿》等。小演员演唱到在日寇的侵略下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时，不禁声泪俱下，往往是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十分感人。

办院的成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也慕名来参观。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到丽水视察时，也常到保育院转一转，他儿子到碧湖联中读书，他指定儿子住在保育院，让李家应管教。

爱心铸就的骨肉之情

从事战时的儿童保育工作，不仅要有赤诚的爱国救亡的献身精神，更要有一颗仁慈的爱心。从战区收容来的孩子，大多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长满了虱子，生着流脓流血的疥疮，许多儿童长着瘌痢，远远就可以闻到腥臭的味道。保育院的老师和工作人员，多是未婚的青年男女，要与这样的孩子为伍，确实是一场考验。李家应出身名门，要去做这样的工作，真需要极大的勇气。但她没有退却，而是身先士卒地带头去干。她们帮孩子洗澡换衣服，洗去疥疮的脓水涂上硫磺药膏，为了制止瘌痢的蔓延，不管男女孩子，都剃成光头以避免头虱和瘌痢的传染。

经过不懈的努力，院童的面貌焕然一新。每天一大早，一队队的难童穿着整齐的制服，在中队长的指挥下，踏着整齐的步伐，唱着抗日歌曲，跑步来到院门不远处的瓯江边，在清澈见底的江水里刷牙洗脸。星期日，老师们带着孩子，抱着被子、衣服到江边洗涤。孩子们高兴地扑入水中，一面嬉水，一面漂洗衣被。洗好的衣被，摊在江边的卵石滩上晒干，孩子则在沙滩上做游戏或听老师讲故事。

保育院收容来的难童，不少曾沦为乞丐、流浪儿，其中也有染上偷窃、群殴、恃强凌弱的恶习。整治外形容易，要改变他们的恶习却十分困难。李家应和她的同事们都把德育教育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幼稚班的老师唐绍梅的未婚夫在延安，李家应常向唐绍梅了解边区的各种情况，吸取了陕甘宁边区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做法，发动难童自己教育自己。各班都建立了生活检讨会制度，对一周的情况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孩子们坦荡直言，互相帮助，逐渐使流浪儿的坏习气销声匿迹，正气抬头。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起孩子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敢于与邪恶斗争的精神，这对于日后他们中不少人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日寇仍不放过我们

保育院经过三年建设，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战争的阴影仍时刻笼罩在这些难童的头上。日机常来空袭，常常上课中警报响起，老师们带着孩子跑到田野树荫下继续学习。一次，一队日机飞临碧湖上空，投下炸弹击中保育院的医务部，一名不久前刚逃出日寇虎口的病儿惨遭杀害，另一名病儿重伤，奋不顾身把多名病儿抱进防空洞的护士也受了伤。

1942年，日军大举南侵，金华失守，丽水沦陷，碧湖危在旦夕。成师成团的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夺路而逃。李家应和几十名教师率领着大才十二三岁、小才三四岁的孩子开始历史上罕见的逃难。大孩子背着小包袱和米袋，光着脚板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小孩子坐了一段船，也要在老师和大孩子的搀扶下步行。一天宿营时发现还有三个孩子未到。老师们前往迎找，在暮色中见到一个叫孙明标的孩子蹒跚而来。孙明标一脸灰尘，哭着告诉老师，他的两个同伴已被敌机炸死，他幸免于难，把死者的背包米袋背了回来。老师把他搂在怀里一起失声痛哭。

在撤离碧湖的时候，首先要渡过瓯江，好不容易找来两条小船，用来运送幼稚班的孩子们。恰在这时，来了一批急于夺路逃命的国民党官兵们。他们看到两只船，如获至宝，要把已经登船的幼儿们赶下来。带队的蒋忍龛老师上前讲理，却被诬指为“破坏军事行动”被五花大绑起来。正当士兵们抡着枪托，把孩子们往下赶时，李家应赶到了，她高喊道：“不要下船，谁也不许抢船！”为首的军官拔出手枪顶住她的胸口,吆喝道:“妈的,你违抗军令,破坏抗战,老子毙了你!”李家应义愤填膺,怒吼道:“这些小孩是抗日军人的子弟和战区的难童,是我们民族的幼苗,你们见了日本人,望风而逃,却在这些幼童面前耍威风;大敌当前,追兵将至,你们不去保护他们,却要抢他们的船逃命,你们不感到羞耻吗?我是保育院院长,你们要开枪,就朝我的胸口打吧!”一段慷慨陈词把那军官的气焰镇住了。她接着又针对这些丘八欺软怕硬的特点说道:“宋美龄是我们的总会长,黄绍竑省主席夫人是我们的分会长。你们32集团军司令长官李默庵我也很熟,常见面。你们找我很便当,我要找你们也很方便。我们可以到他们那儿评评理!”一席话,吓得那军官改陪笑脸,一口一声“误会,误会”,溜走了。

日军占领了碧湖镇，未作长久停留，却把保育院的校舍、包括古建筑天后宫全部焚毁。

经过数月的颠簸流离,最后保育院在平阳县偏僻的乡下安顿下来。这儿属于南雁荡山区,风景秀丽,远离前线，比较安定。师生们克服困难，很快复课。但保育院失去了与省政府的联系，经费、医药和粮食濒于断绝。李家应决定亲自到位于云和的浙江省政府去交涉。当时丽水、青田和温州仍有敌人盘踞，主要交通线均被封锁。李家应要穿越约四百里的小路去云和。浙南一带，崇山峻岭，有的地方人迹罕至，时有强人、猛兽出没。大家都为她捏了把汗。但她决心已下，找了位年轻职员张耀华陪她起程。她们沿着羊肠小道，翻越一座座高山。有时，走入高过人头的茅草丛中，脸上手上被划出道道血痕。她的脚底磨出血泡，步履艰难地忍痛前进。她一步一步地横穿平阳、青田、丽水、云和四个县境，终于到达浙江省政府所在地云和县城。

办完事后，李家应顾不上在云和休息几天，顾不上与父亲多聚几天，一心想着院里嗷嗷待哺的几百个孩子们，急急地又踏上返回的路程。

当她疲惫地回到平阳，接近保育院驻地村口时，只见师生们夹道欢迎，还唱着“欢迎妈妈平安归来…”的歌曲。她感到很奇怪：师生们怎么知道她此时到？有人告诉她：她走了一段时间后，小朋友常常自发地到村口等她回来。一位老师感于此情，专门写了《欢迎妈妈平安归来》的歌曲，教大家唱会了，专门等候这一刻唱给妈妈听。

李家应听了再也忍不住，眼泪簌簌落下来。

　　痛苦的离别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全院师生兴高采烈进行庆贺。1946年6月，国民党省社会处宣布保育院解散，原有的教职员一律被辞退，剩下的儿童移交给当地的慈幼院。存在了八年的保育院宣告终结。

长期工作在保育院的老师和长期生活在保育院的孩子们，患难与共，亲如父母子女，这样的师生感情，离别是痛苦的。老师们要离开的前三天，已听到孩子们嘤嘤的暗泣声；到临别的前一天，孩子们就围在教师宿舍门口放声大哭了。临走的那一天，教师们决定提早悄悄上船。不料天未亮，房子四周已有很多儿童在低啼暗泣。孩子们在炮火中失去了爹妈，流离颠沛，好不容易进入保育院，老师们给他们以温暖，现在老师们要走了，怎能叫他们不哭呢？老师们几年的心血，得到如此的结果怎能不哭呢？到天亮，师生都放声大哭，引来附近的居民围着，问长问短，好多人也跟着掉眼泪。孩子们跟着李院长的船，沿河追哭了三十余里。

留在平阳的儿童,对接管当局的法西斯做法非常不满。物价飞涨，加上有人克扣伙食费，中饱私囊，孩子吃不饱，意见纷纷，当局采取强制压服的办法。但保育院的孩子长期来养成了民主和反抗的精神，越压反抗越厉害，闹起了风潮。当局把一部分儿童赶出院外，使他们重新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其中严允汉等几个稍大的院童，回想起在保育院时的生活，决心去杭州找李妈妈。他们混入轮船，趴火车，忍饥挨饿，终于来到杭州，找到了李家应的膺白路的寓所。历尽千辛万苦，没有流一滴泪的几个孩子，见到日思夜想的李妈妈，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李家应也把这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孩子搂进怀里，安慰他们：“孩子，别难过，这儿就是你们的家！”

膺白路的房子，是李家应丈夫韩祖得的寓所，这时成了保育院无处可去生活无着的老师、学生的收容所，最多时住了几十人。李家应在丈夫韩祖德的支持下，四处奔走，千方百计为他们解决生活问题和找工作。

李家应献身于祖国儿童保育事业，令人永志不忘。但以后她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60年不幸去世，享年50岁。

人们终于盼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李家应的学生、同事和亲友，终于可以公开地来祭扫她的坟茔。他们自发地集资修葺了坟墓和墓道，1997年10月重新树起墓碑，碑文充分肯定她的卓越贡献，“一代女杰，万世师表”的她，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