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上海

周恩来祖籍绍兴，生于淮安，青少年就读于天津，一生行迹满天下。在所到过的诸多城市中，周恩来与上海的关系可谓特殊，上海之于周恩来政治生涯的意义非同寻常，值得专门探讨。

周恩来政治生涯的城市坐标——上海
　　从城市视角来观照理解周恩来在上海的经历，同年谱式展示周恩来的政治履历不同，更能凸显这座城市对于一代伟人奋斗历程尤其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上海是周恩来一生的五个标志地。

上海是周恩来远赴海外探索革命道路的出发地。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由上海乘外轮赴法留学。这不是他第一次远赴海外求学，3年前周恩来高中毕业后，曾经从天津走出国门，留学日本。当时一心怀着让中华腾飞的壮志，然而“人间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只是“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终于“返国图他兴”。此次赴法勤工俭学的时代背景大为不同，这是周恩来在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后，萌发革命意识，有意识向西方“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更深层次地探索救亡图强之道。这在五四运动后渐成时代潮流。十月革命让进步知识分子看到了法国大革命向新型的社会革命的转变。走出上海，放眼西方，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周恩来最终作出坚守一生的信仰抉择至关重要。上海，实在是周恩来政治生涯的重要起点。

上海是周恩来初试革命锋芒的战斗场。从参加中共四大到成功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在上海初显革命锋芒。1925年1月，归国不久的周恩来作为中共四大代表，在党的最高会议上亮相。一方面，周恩来和其他代表一起，为大会的成功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中共四大政策也强化了周恩来的政治智慧，在此后革命经历中有着愈加自觉的体现。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从失败走向胜利，周恩来的政治预见、军事谋略与现场指挥能力得以完美的展现。

上海是周恩来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指挥所。在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不久，周恩来重返上海，参与党中央领导工作。在4年多的时间里，除了两次赴苏联，周恩来长时间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在这过程中，周恩来立足上海，指导全国，在党的军队建设、文化抗争、情报战，包括维护党内团结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险峻的生存环境、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对周恩来政治才能是全面的磨砺。

上海是周恩来发挥统战工作艺术的重要场所。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艺术的重要组成。在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统战政策片面转向下层统战时，周恩来也没放弃对进步力量的团结争取，并助推下层统一战线向全面统一战线的转变。从西安事变到八年抗战，到全面内战爆发，周恩来更是为促进国共二次合作，推动全民族抗战与争取国内和平而积极奔走。在这阶段，周恩来尤其重视发挥上海在坚持全民抗战、在争取和平民主方面的特殊作用。特别是上海周公馆成为党设在国统区的民主堡垒，同时也是周恩来大显身手的政治舞台，成为他发挥统战艺术，团结民主党派、争取民心的特殊竞技场。

上海是周恩来总理参与领导新中国建设的闪光点。新中国成立后，建设新上海为党中央所瞩目，也成为新中国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上海实现了新一轮的城市转型发展。周恩来在高度关心与支持上海发展，鼓励上海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对上海的科教文卫等人才也是相当倚重，比如，交付上海研制浓缩铀分离膜元件的科研任务，促成上海建立导弹研制基地等。

周恩来上海经历的重要意义

周恩来在上海的经历，正值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风云时代，不仅跨越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革命时期，还贯穿上海解放后转型发展的初始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时刻，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翻天覆地，周恩来在上海都有深切体会，新上海发展的日新月异与其当年的积极努力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其一，上海全方位磨砺了周恩来的工作才干。上海是全方位磨炼周恩来革命才干的地方，从政治、军事、情报、政治保卫，到密电码建设、统战工作等，周恩来的巨大能量在上海全面展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上海又为他施展领导特大型城市的经济建设、科教文化发展，以及开展外交工作等方面提供了绝佳的政治舞台。

其二，上海成就了周恩来在党内外乃至海内外的盛名。在革命时期，周恩来在上海注重维护党内团结，维护中央权威，彰显了党的凝聚力；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周恩来全面展现了人民总理治国理政的风范。而贯穿始终的是，周恩来所展示的开明睿智形象，使上海成为他为党赢得民心人心的重要场所。也正因为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是国际社会舆论聚焦所在。

其三，周恩来在上海的积极奔走为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鉴于周恩来在这方面的卓越贡献人所皆知，这一点无需展开。

其四，周恩来在上海战斗、工作的英容笑貌与矫健身影积淀成城市的宝贵记忆。周恩来与民主党派畅谈的一段影像，就是在周公馆那个时候拍摄的。上海很多的革命遗址遗迹，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云南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周公馆，到虹口新发现的永安里，以及海派文化纪念馆重点宣介的礼查饭店，无不留下周恩来的踪迹。礼查饭店实际上是周恩来在四一二政变中脱险后隐蔽的重要地点；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陪外宾来上海时，亲口说出来的。这些都是上海的光荣，也是他留给上海的宝贵财富。

周恩来对上海的深厚情感

周恩来重情重义，对长期生活、战斗、工作过的上海具有深厚的情感。1946年国共和谈的大门关闭、内战升级的阴影笼罩全国，周恩来离沪前夕邀请民主人士在周公馆会谈时，曾深情回忆：“1931年冬我离开上海的时候何时再回上海觉得有点渺茫。现在可就不同了，看形势，三年五年，最多八年十年！我们一定会回到上海、南京来的。人民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对上海的一往情深，溢于言表。

1957年底，周恩来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亲切会见曾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同志等人，畅叙战斗中结下的深厚革命情谊，追忆峥嵘岁月，寄语青年后辈。这仅是周恩来怀旧与感念昔日战友的生动一例。上海经历已深深地融入了他的血脉。

对上海的其他朋友，周恩来也是相当的关心与爱护。解放战争时期保护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安全，特别是对宋庆龄的特别关照，颇费心力。步入新中国，周恩来尤重发挥上海的人才优势，对于上海文艺界人士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周恩来对于上海的深情，更是切实体现在对新上海发展的关怀上。上海的解放标志着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海的繁荣发展更是新中国欣欣向荣的象征。上海之于新中国的特殊地位促使周总理对新上海的加倍关怀。新上海的城市扩容，新上海的城市功能重新定位与新一轮的发展，凸显了这座城市在中央政府全国战略的重要地位。而周恩来跟上海的密切关联与深厚情感在党中央决策中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应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