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恩深似海

转眼间，父亲薛先洛辞世一年零八个月了。今年5月，是他老人家百年诞辰纪念日，作为年近八旬的长子，我分外思念父亲，往事历历在目涌上心头。

我父亲1916年5月生于江苏靖江。1940年是靖江抗日战争艰难的岁月，父亲就是在这一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年24岁。他是靖江参加革命相对较早的同志。在党的教育下，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服务为民”。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不怕流血牺牲，置生死于度外，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为建立靖江敌后根据地，建立地方武装，建立区（乡）县政权等作出了应有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鞠躬尽瘁、情系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紧跟形势，与时俱进，再立新功，出色地完成了党交付的各项任务。他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是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学习的。

“你父亲是个大好人、大能人、德高望重的人。”父亲生前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都曾这样多次对我说过。而对于我，他更是一位好父亲：他教会我认真做事，老实做人；他激励我正视挫折，勇敢面对；他的宽厚豁达、乐观向上为我树立了标杆，他的言行举止影响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石。父亲生前一再表示他不会留给我们多少财产，但父亲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我庆幸能有这样一位好父亲、好的领路人。

自从懂事起，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位“大英雄”。小时候，我和弟弟耀川的最大奢望就是能和爸爸常常在一起。因为爸爸的样子是那样和蔼可亲，知识又那么丰富，一有空就给我们讲故事，有时还给点爆米花、炒蚕豆之类奖赏。可后来因为工作忙，他成年累月不回家，我心里想得慌，就想方设法去找他。一天，我打听到爸爸在泰兴霞幕圩开会，就瞒着妈妈，带着弟弟耀川就上路。霞幕圩离我们家的后陶家庄足有五里路，我们东问西找，跑跑歇歇，从下午跑到傍晚，腿几乎跑断了，终于在天黑前，在霞幕圩西北方向找到了爸爸。爸爸见了，又惊又喜，顾不了责怪，急忙蹲下抱着我们亲了又亲。可是当时战事吃紧，爸爸和一起开会的汪青辰（时任县委书记）叔叔商议后，说家中你妈妈肯定着急寻找，要我们连夜返回。可我们还是赖着不走。父亲连忙找来一位认识我家的老乡，用一辆独轮车，推着我们哥俩往家送。我们挣扎着想开溜，父亲只好吩咐老乡将我们用绳子系在车上，推了约三里路，遇到一座独木桥，车轮往下一陷，几乎连人带车掉进河里，吓得我浑身冒汗，连忙讨饶，保证不再调皮了。快到家了，见妈妈坐在庄上的地头，等到了我们，母子抱头痛哭。从此我们打消了再去找爸的念头，但对父亲的思念却与日俱增。后来，我们明白了父亲当时是考虑“战争，让孩子走开”，这是父亲对我们的深爱啊！

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斗争越来越残酷，父亲他们随着靖江独立团北撤到东台“战略转移”，靖江大地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敌人又将魔爪伸向革命家属，我们一家自然会受到迫害，他们多次偷袭我们所住的庄子来抓我们，都因乡邻及时报信而躲藏起来，敌人屡屡扑空，便在我家门外钉上“共匪家属”的木牌，还贴上封条，将母亲、弟弟和我“扫地出门”。从此，我们有家不能归，被迫到处逃难，过了整整三年的流浪乞讨生活。三年中，我们一家胆战心惊，饥寒交迫，吃尽苦头。白天为了逃难和讨饭，必须马不停蹄地跑。即使跑得筋疲力尽，饿昏倒地，醒过来还得再跑。晚上就找个可避避风雨的沟头港边、竹园坟旁露宿，或是在土地庙中藏身。

苦难的岁月，磨炼了我们的意志，也使我们比其他孩子懂事早、懂事多。我们不仅没有一点埋怨爸爸，反而更想、更爱爸爸。若有人说爸爸的坏话，我们就会与其争辩，就连这些人给食物我们都会扔得老远。我还牢记爸爸对我说的“做哥哥的要对弟弟好”的话，学着妈妈的样子，总是将讨到的食物硬塞给弟弟吃，宁可自己挨饿。弟弟有时害怕，我就用妈妈的话对弟弟说：“不要怕，爸爸会在暗中保护我们的，一定会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一定会打回来的！”

事实果然如此，爸爸确确实实在暗中保护我们。在革命斗争形势渐渐好转以后，爸爸给靖江几个敌顽头目都写过警告信，警告他们不要继续作恶，不能伤害革命者的家属和孩子，否则我们打回来将加倍严惩，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一着还真管用，对敌人起到了震慑作用。一次，我们一家人在生祠镇南面北张家埭被敌顽抓住，送到当时的伪镇公所。

我们心想这次肯定没命了。没想到，伪镇长张××问：“听说薛先洛从北面回来了？”妈妈回答说：“没有，真没有！”“你不要说谎啊！”妈妈又回答：“没有说谎，真没有回来！”以后他便将我们放了，还给我们发了通行证，让我们顺利通行，辗转回到了家。原来这就是爸爸的警告信发挥了威力。这件事，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靖江在1949年获得解放。父亲任靖江县首任县长，立即将我和弟弟耀川接到城里读书，成了靖江县城中小学的学生。后来父亲奉调扬州地委工作，我和弟弟随之转入扬州中学读书。他想方设法帮助我和弟弟，医好因战争颠沛流离而患上的吸血虫、肺结核、肾炎等多种疾病，逐渐养好了身体。父亲还经常对我们讲为人之道，我们心里总感到特别甜美温暖，对父亲更为感恩，因而学习也更加努力。1963年我从扬州师范学校考取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家中兄妹七人，父亲的经济负担沉重，有人主张我不上大学去就业，被父亲斥为“目光短浅，乱弹琴”。父亲说：“耀山（本人原名）靠自己的努力，成为薛家第一个大学生，光荣！我坚决支持他上大学，再困难也不能荒废孩子的学业，这是我们家立的规矩。”就这样，父亲硬是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供我和弟妹们的学习费用。事实证明：父亲当年立的这一“规矩”才让我们兄妹七人，直至我们的子孙后代，个个都健康成长、成才并取得骄人业绩。父亲的远见卓识和深情厚意足见一斑。

我在扬州师范学院读书时，还发生过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正是三年困难之后，买布、购粮等都要凭票证，而且数量极为有限。作为地委干部，父亲一点未搞特权，坚持与民同甘共苦。为了共度时艰，让衣裤耐穿些，父亲总是替孩子们买帆布做料子。有一回我的鞋子破了，鞋底也裂开花，恳求父亲买双鞋，父亲说没钱买。我说：“总不能赤脚上学吧！”父亲听后笑着说“就买双草鞋穿穿”。我不解地说：“大学里哪有穿草鞋的？”父亲严肃而又认真地说：“我们在战争年代不都是这样吗？还不照样行军打仗！你就做大学里第一个穿草鞋的学生吧！”数年后，父亲和我谈起这件事，告诉我那是要我们下一代继承老一辈艰苦朴素的作风。

一个人到了晚年，往往会考虑留点什么给后代。不少人常常拼命攫取物质和金钱留给后人。我父亲则是“肩负使命不停步，著书立说留后人”。现在重新阅读父亲的遗作，感到篇篇蕴哲理，句句动真情。他说道：“我自传性质的文集，之所以取名《烙痕集》，是因为自己所经历的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留下的岂止是一个印记？分明就是一块烧红的烙铁，在头顶烙下的一块疤痕。抚摸这块疤痕，我总会想起逝去的同志，牢记过去的历史，唤起民族的尊严，激荡胸中的风云！”他在晚年热心地为《大江南北》杂志写稿，并积极地推介发行这本红刊，说：“希望后辈们多读点历史，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懂得现在。”父亲留给我们后代的是无限深情，是谆谆教诲。

父亲在对待后代问题上匠心独具，我大致可以勾勒出其基本思想脉络：一是革命者应该深爱自己的孩子，但要“高瞻远瞩”爱得深远。二是在家国关系上，国家利益永远是第一位，必要时应舍小家保大家。三是再困难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业，并要教育孩子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好传统。四是精神财富是最宝贵的遗产，远远胜于物质遗产。父亲的这些理念，是我们后代用之不竭的传家宝，我们深刻理解，认真践行，就会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