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期●文 摘●

左权将军牺牲的真实经过

作者:谢武申


1942年夏季,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为彻底消灭在太行、太岳的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出动3万余人的兵力,进行了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式大“扫荡”。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殉国。他是牺牲在抗日前线的中共职务最高的将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协助中央军委顾问李达上将撰写回忆录——《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李达)担负着保卫八路军总部的任务。在起草反击日军1942年夏季大“扫荡”作战的经过时,李达召集原在师部作战、机要、情报、敌工等部门工作过的亲历者,就八路军总部被围、左权牺牲经过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我作了详细记录。我根据首长们提供的线索,到解放军档案馆查阅了八路军总部的电报、129师的《阵中日记》和电报,访问了刘伯承夫人汪荣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和朱穆之等老同志,从而了解了左权将军牺牲的详细经过。

根据档案记载和上述老同志的回忆,日军在1942年夏季发动的大“扫荡”,称为“驻晋日军总进攻”。其“扫荡”太行山北部的兵力,有第36师团主力、第1混成旅团一部、第3混成旅团一部、第4混成旅团主力、第8混成旅团一部和第110师团一部,共约2.5万余人。

刘伯承师长根据所属各军区上送的情报判断:日军将于5月中下旬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并于5月12日向部队下达了反“扫荡”作战命令。

5月14日,129师师部收到八路军总部的通告:“敌扫荡胶东时,曾冒充我军,每到一地即用我军代[番]号发出通知通令,贴布告,以‘收容’我失散人员及部队。并派大批汉奸化装[我]政府及我地方工作人员,背着行李,‘接见’我军,刺探军情。彼等以白毛巾、镜子、黑色旗为记号。”(笔者注:引文中“”内的文字为原电文;“[]”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下同)

5月21日,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给刘伯承发来急电,电文的第二项是:“[日军]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千人[笔者注:电报原文如此。疑为“百人”之误])完全夜间行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化装成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

师政委邓小平于1942年3月初出发,到386旅开辟的太岳根据地检查和布置工作。他和陈赓、王新亭、聂真等太岳军区领导同志一起,指挥部队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期“扫荡”(兵力约1.5万余人),使日军“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的目的落空。陈赓及时总结了太岳军民反“扫荡”经验,电告刘伯承。

刘伯承分析了这些电报后,对李达说:“敌人常常派出伪装的独立支队,而且是夜间秘密行动,这就说明敌人已经查明了我军各统帅机关、后勤机关的所在地。要通报各部队、各分区严重注意,机关都要马上转移。”

5月22日黄昏,在浊漳河岸的王曲村,有3个民兵发现了一支小部队,但见他们穿着八路军的服装,就放他们过去了。

5月23日拂晓,在小曲村附近,民兵也发现了一支小部队,询问他们的番号,队中有人回答:“我们是新6旅的。”因为当地民兵都习惯把386旅称为“老6旅”,没听到过有“新6旅”,并且还穿着皮鞋,就对他们产生了怀疑,便说:快把枪交给我们!带队人下令向民兵开枪射击,遂得以逃脱。民兵们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太行军区第五分区的首长,该分区立即电告了129师师部:

“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

几乎同时,李达派出的侦察员报告:师部从会里村转移之后3小时,有一股伪装成“新编6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就到了会里。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哪里去了?鉴于已经发现多支日军小股部队,李达即于23日上午电令,“各分区、各旅[今]后凡关[系]军事机密(尤其我军行动与驻地)概不允在电话中明述”,以免被日军特务窃听。24日,刘伯承又率前指转移到固新以南35华里的合漳(位于清漳河、浊漳河的汇合处)。

据李达回忆,刘伯承在与日军小分队玩“捉迷藏”的同时,曾几次给左权副参谋长打电话。为防特务窃听,刘伯承就用俄语同左权通话(他们在苏联留学时是同学),通告了发现化装成八路军的日军小股部队的行动规律和路线,请他转告彭德怀副总司令,建议总部机关尽快转移。

从5月25日到27日,师部与总部的电台、电话联系都中断了!据129师《阵中日记》记载,直到5月28日,刘伯承和李达才得知总部的突围经过,原文是:“总部于二十四日晚在偏城南的杨岩、索堡、麻田、阳邑敌共三千余压迫下,被合围于南艾铺、姚门口,于二十五日午被包围。后向石灰窑以北突出敌围,电台五全失,左权阵亡,罗主任、立三部长向黑龙洞突围,详情不明。”(笔者注:罗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立三,八路军后勤部部长杨立三)

根据许多参战老同志的回忆,总部在转移中被日军包围和左权牺牲的情况是这样的:“二十四日夜,由于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进行,结果一夜只走了二十多里路,以致造成集总司、政、后、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的一万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不利情况。二十五日拂晓,敌主力一万多人从四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彭副总司令同左副参谋长、罗主任等领导同志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二分区;野政到太行六分区。决定之后,彭副总司令纵身上马,挥手高呼:‘马上按指定方向突围!’率先向北山口冲去。左权同志负责指挥后勤人员突围。到了下午四时左右,大部分冲出了包围圈。左权同志还站在一个高岗上沉着地指挥疏散。突然,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而来。左权同志一边高呼‘卧倒!’一边冲到高岗下,将两位惊慌的女同志按倒。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那两位女同志得以幸免。可是左权同志头部却被炮弹片击中,不幸牺牲。”(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238-239页。“集总”,指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总部,即八路军总部。朱德当时不在总部)

因为总部的电台丢失,左权牺牲的消息是由129师电台发给延安的。但是,当年日军发表战报时,说是他们找到了129师师部机关,随即进行合围,并给予了重创。这说明,日军此时尚不知他们袭击的是八路军总部,更不知左权也在其中并阵亡。

1980年,笔者曾到太原专程访问了曾为八路军总部参谋的一位老首长。他说:左副参谋长牺牲时,我就在现场。因为日军公布重创了129师师部,所以,八路军总部为了迷惑日军,不让日军掌握总部的行动规律,就“将错就错”,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公布,5月24日夜和25日,八路军129师师部遭到日军袭击等语。过了一段时间,才正式公布了左权牺牲的假日期:6月2日,但并未公布牺牲地点。这是迷惑日军的又一招。

当年,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将领,只是根据情报分析出:总部被包围,是由于日军在“扫荡”主力部队出发前派出了小股化装侦察分队,带着特务机关事先收集到的照片和资料,并收买当地汉奸带路所致,并不知道这股小分队就是“益子挺进队”。

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天津市政协翻译的、日军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我研读了有关1942年夏季大“扫荡”的章节,从中得知:“驻晋日军总进攻”,在该书中被称为“C号作战”。书中说,驻晋日军第1军(时任军长岩松义雄)要求,为达到消灭“共军十八集团军军部及129师”的目的,要“在战术上加以革新”,就是组成多股小部队,化装成八路军,插入抗日根据地,担任侦察八路军各部队、军分区指挥机关驻地,刺杀八路军各级指挥员和破坏指挥机关及弹药仓库等任务。于是,从第36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中抽组了两支“特别挺进杀入队”……这两支挺进队的分工是:益子重雄挺进队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大川姚吉挺进队破坏129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这是侵华日军对付八路军的最狡猾、最凶狠的一招!

益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进队到在潞安(今山西省长治市)的上党道日军特务机关领取了装备和毒气(芥子气),八路军总部驻地及129师部驻地的坐标地图,贴着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照片和简历的折子,并带有电台和信鸽。他们穿上灰色军装,化装成八路军,但穿的却是皮鞋(这并不是日军的疏忽,因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合脚的布鞋)。在主力部队出动之前,于5月20日从潞安出发,分别朝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麻田和129师师部所在地涉县赤岸急进。他们不走大路,夜行昼宿,为避免与民兵和村民遭遇,他们绕过村庄,有时不惜攀登绝壁。

益子挺进队在途中没有遇到麻烦,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总部。但是,益子挺进队并不知道这是八路军总部,而认定是129师师部。那么,既然益子挺进队带上了八路军总部驻地的地图,又有汉奸带路,为什么会判断为129师师部呢?这是因为总部已经从麻田转移。益子挺进队只好到山中寻找。

大川姚吉虽然找到了在赤岸村的129师师部,但刘伯承已经率前指转移。大川气急败坏,让队员们往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的办公室,以及院子里的所有房间的炕上和桌椅上,都喷洒了“芥子气”(对挺进队携带毒气一事,《华北治安战》隐而不写),然后到偏城寻找主力部队。益子得知大川没有找到刘伯承,便以为自己找到的就是129师师部,迅即将位置报告了主力部队。

这一情况说明: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包围和袭击,左权将军阵亡,就是由于益子挺进队发现了总部机关后,通知其主力部队深夜出动合围所致。

1942年6月,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了左权将军牺牲的消息,并刊登了悼念诗文。6月21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左权同志精神不死!》一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赋诗《悼左权同志》,诗云: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刘伯承和邓小平合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说:“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应左权将军牺牲地山西省辽县人民的强烈请求,为纪念左权将军,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左权将军和在抗日战争中为捍卫中华民族尊严、争取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作者为国防大学研究员。本文摘编自2016年第1期《世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