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陈毅、粟裕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在泰兴黄桥根据地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货币,后指定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苏北行政委员会财经负责人朱毅、李人俊等负责筹建工作。
印钞厂筹建
朱毅派苏北行政委员会保安处督察长吴福海去上海筹办印钞厂设备并招聘技工。吴福海到上海后,找到精通印刷业的行家柳溥庆商量。柳溥庆与上海印刷界人员熟悉,交往多,又有“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老板的身份,筹办印刷机器设备比较便利。柳溥庆与朱毅、李人俊、吴福海等人几经磋商,决定将印钞厂定名为“华光公司”,表面为一个“私营性质”的印刷厂。
印钞用的凹印原版由柳溥庆的胞弟柳培庆(擅长铜版雕刻)和戎乾初在上海秘密制作,但不刻行名及行长之章。
1941年4月,江淮银行在盐城成立,印钞厂的厂址选在东台县大中集与新丰镇之间的裕华镇,离黄海边10公里左右的鼎丰公司棉花仓库里。军部还派一个营的部队负责保卫工厂安全。柳溥庆在上海以华光公司名义采购到手扳凹印机10台、圆盘机8台、切纸机1台、照相机1台以及其他印刷器材,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协助下,分批分路运到根据地。
正当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打算生产时,日军开始了大“扫荡”,6月下旬日军侵占了大中集和新丰镇。工厂不得不拆卸机器,将大件投入深水河浜,小件深埋土中,其它物资则由当地群众协助分散隐蔽埋藏。所有人员在公司督导主任胡金魁带领下,转移到海边丁家舍东北一带打游击。一部分愿意回沪职工发给路费和生活费暂回上海;一部分要求留在根据地的职工由指导员带领分散在盐灶区隐蔽;还有一部分党员和群众参加抗日游击队。胡金魁则带领警卫武装坚持在裕华镇东北一带监视敌人,不使埋藏的印钞器材遭受损失。
海上印钞
江淮银行成立后,急需发行货币,但根据地形势却使得印钞厂无法生产。经上级反复研究,决定将机器转移到海上进行生产。海上生产难度虽大,但在当时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第一步,组建船队。胡金魁将组织船队的任务交给归国华侨林天国(1938年在马来西亚加入共产党,因反抗英国殖民当局而被驱逐出境,回国后在苏北根据地东台垦北区任税务分局局长)。林找到一个叫王港的小港口,不但适宜船只避风,出海也方便,但这里常有海盗出没。在海防团配合下,新四军与海盗们来了个正面“接触”,活捉了1个海盗,缴获了5艘海船,加上向王港渔民租用的5艘海船,组成一支可靠的专用船队。
第二步是打捞和挖出器材。印钞厂工作人员和群众,争分夺秒下河打捞和刨土挖出埋藏的机器,装上了海船,迅速安装,投入生产。
工人大多来自陆地,海上摇晃颠簸使工人们晕船呕吐得厉害;淡水是靠岸上牛车到10多里以外运来,但船小装水不多,因此除了吃水以外,其他用水就无法保证……就这样,这个“海上印钞厂”一会儿上岸,一会儿下海,今天往南,明天向北,在海上漂荡了四五个月,虽然完成的生产任务微不足道,但安全保卫了印钞器材,在艰险困苦的环境中磨炼了印钞队伍。
洪庙建厂
1942年五六月间,根据地逐渐安定。印钞厂也从海上转移到阜宁羊寨镇以南的洪庙,启用“江淮印钞厂”厂名,设政教科、工务科、总务科、监印科、材料科,共有干部、工人近300人。江淮印钞厂是抗日根据地最早使用铜版雕刻制版,以凹版印刷工艺印钞的工厂。
1942年7月,江淮印钞厂正式开工,全厂职工投入了紧张的生产战斗。在5个多月比较稳定的环境中,共生产抗币约947.55万元,加印了“盐阜”、“苏中”等字样后分区发行。
工人们千方百计克服原材料供应上的困难,凹印印刷过程中要烘版,没有高纯度酒精,材料科就设法用土烧酒提纯。
再次转移海上
1942年12月,日军又集中兵力再一次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新四军军部向淮南转移,军财经部分别转入苏北、苏中、淮北地区。印钞厂开始了第二次海上生产。
1943年初,印钞厂在海防团保卫下,在如皋沿海的何家灶港口下海,流动于琼港、巴头山、八户灶、五户灶、苦水洋、王港闸、川东闸等南北几百里的黄海海面上。由于经历了第一次海上生活的锻炼,加上人员比较精干,大家已经比较适应海上生活了。随船带有一部分轻型的脚踏圆盘机,用来生产贰角江淮银行辅币券。在没有敌情时便在附近港口登陆,搬下圆盘机上岸印刷,一有警报立即把机器搬上船,转移到比较安全的港口继续生产。这样边转移边生产、时下海时上岸地坚持了将近一年之久。
迁至宝应
1943年下半年,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根据地越来越巩固,并且迅速发展和扩大,对抗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上级决定将江淮印钞厂正式划归苏中地区领导,江淮币也成为苏中地区的本位币。
1943年10月初,朱毅、胡金魁、范仲云等人,穿过封锁线来到苏北行署找曹荻秋,请他们协助将埋藏在阜宁洪庙附近的器材物资取出,转运到苏中。在曹荻秋大力支持下,百余民工挖掘打捞出全部机器,汇集起全部分散的材料和物资。在地方和海防部队协助下,穿过日伪封锁线,辗转搬运,历时近半年,全部机器才安全运抵东台王港。而胡金魁带领的人员已奉命在宝应县安丰区新四军1师暨苏中军区司令部附近的一个四面环水的林上庄建厂了。
同时,分散在各地区、各部队的工人也被陆续召回。从东台运来的器材一到,马上突击安装。4月底,圆盘机率先投产,手扳凹印机也陆续开印。六七月间,柳溥庆、柳培庆在上海招聘的雕刻技师也来到根据地,成立了制版部。
8月,从上海秘密制作运到根据地的20多块票版已经用完,而工厂自制的票版由于技术上的难题还未制造出来,全厂被迫停工。厂长胡金魁向苏中行署财经处处长朱毅汇报。朱毅安排陶涛(曾在大学攻读化学)到印钞厂解决问题,经过多次实验,铸出了铜片,终于成功生产了第一批根据地制造的铜印版。
1944年,苏中抗日根据地日益壮大,抗币的投放需求量激增。当时印制抗币的纸张都是从上海等敌占区设法购买来的,而日伪军又对这些纸张封锁得很厉害,因此,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领导决定在根据地自己设法生产印钞所需纸张。于是,苏中行署财经处选派孙光美、郭明达等人到宝应曹甸的李沟,创办华中造纸厂,生产出质地柔韧的印钞纸张,不但提供了江淮印钞厂所需纸张,而且还为华中其他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印钞纸张。
1944年下半年,为扩大生产规模,在宝应县西安丰北面重新建厂。1944年底,印钞厂陆续迁到新舍进行生产。1945年初,印钞厂职工增加到近500人。工厂已具有雕刻、打锡版、整版、电镀、绘图、照相、铜锌版、凹印、凸印、湿纸、烘票、裁切、光边、检票、检号、机修等工种。在新舍设立了1个总厂,后又在附近村庄设立了4个分厂。印钞厂组织机构也进一步健全。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江淮印钞厂改名为华中印钞厂,日本投降后,新四军所属的江南、皖江、淮北、盐阜等印钞厂先后合并到华中印钞厂开始印制华中币。华中印钞厂在宝应所印制的华中币从小票面伍角到大票面伍仟元共有13种,40多种版面。1946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9月下旬华中印钞厂从宝应撤离,向东北转移。
江淮及华中印钞厂在宝应两年多时间里,印制发行的大量抗币,粉碎了日伪在经济上的掠夺和封锁,稳定了苏中的经济秩序,保护了军民正常的生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