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我到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新少年报》发行部领“订户英雄”奖，一个瘦高个子、白皙脸庞的年轻人接待了我，看了通知后，亲切地叫我：“大鸿弟，你是《新少年报》的小发行员，我是大发行员，都是《新少年报》的好朋友，我俩当然也是好朋友喽！我叫段镇，大你四五岁，就叫我阿段哥好了！”
真是有缘，有一天阿段哥突然骑车过江送报到我家来了！原来报社让分送市区西南片的阿段哥带送浦东，由我分发给附近的中小学。马云连大哥就不用专程骑车送报给洋泾中学曹老师了。阿段哥往往最后过江送报来，碰上我放工回家的妈妈，就留他吃晚饭。
这时我又当了《新少年报》的小通讯员。联系我的编辑祝小琬小姐不断指导我：“你的来稿《鹊雀》写得不差，留着刊用。《梦中》内容不大使人明白，也没多大意义。希望你多写和大家有关系的！”当我的习作《小铁匠》《理想中的老师》，先后在报上登出后，阿段哥高兴地指出：“要写好文章，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就约我一起到务本女中、比乐中学等市区一些中小学参加联欢活动，学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呀好地方》等新歌和大家一起跳集体舞；同时，又卖报、推销报社出版的童话、剧本、图画等好书。于是课余我经常往报社跑，阿段哥介绍我认识了“咪咪姐姐”吴芸红大姐、“哈哈大王”蒋文焕大哥等报社里的工作人员。
交往了一年光景，阿段哥突然不来送报了。浦东地区中小学的老师纷纷催问我，海兴小学的陈志毅志师写来字条：“大鸿弟，怎的《新少年报》尚未来？脱期几天了。小朋友们焦急着要看呢，请转知报馆要紧！”原来报社早已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阿段哥过江时几次被特务跟踪了。报社改派小陶哥（名和尚）送报来，也被特务盯上了。我家西隔壁的失业青年培荣阿哥提醒我妈妈：“大鸿这样热心卖《新少年报》，当心把他当小共产党捉起来！”妈妈说：“大鸿义务卖报是好事，我是放心的！”
可报社的一封油印信带来了坏消息，《暂别了，朋友！》：“我们被迫痛心地和各位暂别……黑暗定会过去……我们一定会再见的！”原来《新少年报》被国民党教育当局下令查禁了：“《新少年报》系共产党少年先锋队所办，专煽动青年反抗政府……应予禁止推销阅读。”我立即冒着北风大浪坐舢板小船过江到报社去，熟悉的屋子空空的，大哥大姐都不在了。可他们仍冒着被捕的危险，秘密出版了休刊号第100期，报上正登着我的小诗：“……假如我是匕首，誓以我那锐利的钢刃，剁碎那贪官污吏和野心家深褐色的心！”正是这帮恶势力，扼杀了我们少年儿童的知心朋友《新少年报》！一定要铲除恶势力否则光明的日子不会到来！
我焦急地期待着。一个半月后，我收到小书《青鸟》丛刊第一期，书中那只公鸡题花和报上刊登我的习作《小铁匠》的题花多么相似！丛刊的内容也是抨击社会的黑暗，只是更深刻、更尖锐。我立即照着书中刊出的发行处南昌路529号找立化出版社去，可是没有人。当《青鸟》第二期寄来时，发行处已改在民国路（今人民路）477号，我终于在一家“三星布庄”破旧的小阁楼上见到了想念已久的阿段哥和马大哥，才知道《青鸟》正是《新少年报》的大哥大姐隐蔽着秘密编印的。我高兴地成了她浦东地区的秘密小发行员。听阿段哥他们说，这小阁楼也不安全，几次深夜有人来搜查盘问，可我爱往这儿跑，常常在星期六过江来，跟阿段哥、马大哥在灯光下结算《青鸟》和报社出版的图书画册卖掉多少，而后挤在那只小铁床上，听阿段哥他们悄悄讲述解放大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一起轻声哼唱《青鸟》上登的《我们的队伍来了》这支歌的曲调。
阿段哥不断鼓励我：“我对你的印象是淳朴、努力。你读书和我一样是苦学。我非常佩服你的精神。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工作，我们将少年自己的文化推广出去，满足很多朋友的精神需要，帮助了许多朋友获得很多活知识、新学问，使大家都进步起来，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工作啊！”
1949年4月4日的儿童节（1931年起国民政府确定每年4月4日为儿童节，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规定为6月1日为儿童节）那天，阿段哥带我上大新公司（现中百一店）四楼，在宋庆龄先生为筹钱救济苦难儿童主办的“三毛乐园会”展厅前摆书摊。我们抢着进去观看满墙的“三毛”漫画原作，见到了面容削瘦的漫画家张乐平先生，还领到了“三毛乐园会”纪念章。当天下午，我遵照约定的时间，悄悄来到金陵东路朱汝俊家的小阁楼上，参加“铁木儿团”的成立仪式。没有用“地下少先队”的名称，是为了避免暴露。在小琬姐、阿段哥带领下，我们二十多人选举阿段哥为团长。大家又讨论了组织标记、任务，最后阿段哥带领我们宣誓：“我自愿遵守团规，积极执行团的任务，决心为新中国而奋斗！”随后，市内的沪中、沪南、沪西、沪北以及浦东各校的地下少先队——铁木儿团员们都行动起来了：有的给反动军、警、保长写警告信；有的侦察敌人军营、物资，画在地图上秘密送给城外的解放军；有的张贴散发革命传单以及做红花、写标语……上海解放后，我们还受到了市军管会有关领导的表扬。
我的少年时代是多灾多难的年代，是阿段哥带领我在刀光剑影下锻炼成长起来的，我怎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