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路易·艾黎的故乡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正在上海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目睹日军的疯狂掠夺和野蛮破坏，预见到随着战火的蔓延，中国的物资将越来越匮乏。他和刚从延安归来的美国记者斯诺等多次商量，决定在中国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以支援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经过各界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路易·艾黎任总干事。他立即在武汉举办讲习班，培养开展工合运动的骨干，接着派人去陕西宝鸡筹建办事处。8月24日，工合运动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成立。不久，工合运动迅速扩展到西北各地。

路易·艾黎时时牵挂着在东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四军。1939年春，他到江西赣州筹建了工合运动东南办事处，在赣南组织了130多个工业合作社。但赣州离新四军还比较远，为了便于支援新四军，路易·艾黎又于1939年4月，在皖浙赣三省交界的屯溪成立了工合运动浙皖办事处。办事处由章秋阳为主任，骆耕漠为副主任。他主动与新四军军部联系，希望新四军派人参加。新四军派了叶进明、侯蔚人、蒋传源参加办事处工作，还派了一些同志到工合讲习班学习。

路易·艾黎希望把工合运动推广到新四军驻地。1939年10月，又在泾县茂林成立了工合泾太（泾县和太平县）事务所。在短短的七八个月时间里，先后办起了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烧炭、竹器等十几个工业合作社，产品主要供应新四军。例如在泾县小林办的造纸合作社，生产的纸张用于新四军印刷《抗敌报》和文件。在茂林办的制碱合作社，满足了造纸所需的烧碱。在太平和三门办的两个制鞋合作社，在丁家桥办的烧炭合作社和竹器合作社，在章家渡办的由残疾军人组成的雨具合作社，都从物资上支援了新四军，有助于打破日军对新四军的经济封锁。

路易·艾黎不辞劳苦，常年奔波各地指导工合运动。1939年5月，他从屯溪到赣州，因为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了。大病初愈，他又远赴四川的松潘藏族地区，筹集为新四军制作军毯所需的羊毛。1940年秋，路易·艾黎又一次来到茂林，想去新四军军部会见叶挺军长，洽商在新四军驻地多办一些工业合作社，但由于日军正进犯皖南，且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磨擦而未能实现。

1939年10月10日，叶挺军长曾有亲笔信感谢工合运动对新四军的帮助。这封信，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文献》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叶挺研究资料》均未编入，值得全文转录：

“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朋友们：

你们经常援助在皖南游击区建立工业合作社，我们极为感谢。你们的感情我们将永不忘怀。

皖南工业合作中心（即工合事务所）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工合使我们各区难民参加了生产工作，得到了救济。他们帮助我们利用土产原料，免致落于敌人手中。藉此我们还可以抵制敌人商品的侵入，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皖南全体居民得以受益。

虽然如此，敌人正在利用当前世界危机，加强他的“强化”活动。这使我们继续在敌后斗争更加困难。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其它的合作事业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基地。藉此机会，我们向你们请求给予进一步的帮助，使这一工作继续有利于皖南人民，以支持我们的抗战。我们认为你们是主持正义的，觉得你们一定急于看到中国人民在他们的解放道路中取得胜利。

我们相信这一请求将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反应。倘若我们幸能得到你们进一步的援助，请你们将捐款通过中国工合转来，指定在我们皖南“工合”区办事处专用。
                          叶  挺
                       1939年10月10日

三十年前我主持撰写《新四军战史》时，曾想将路易·艾黎和工合运动对新四军的支援写入书中，限于体例和篇幅，后来没有实现，但是路易·艾黎与新四军的这段渊源，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今年2月25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访问了路易·艾黎的故乡。

路易·艾黎1897年出生在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的Springfield。这个镇名通常译为斯普林菲尔德，其实不妨意译为“春天的原野”，更符合那里美丽的景色。

我们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乘飞机到克莱斯特彻奇，即基督城。再乘车西行，一小时许就到了斯普林菲尔德。镇子不大，镇口有一片丛林被命名为路易·艾黎纪念园。绿茵覆盖的草地上，缓缓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溪，小溪旁不规则地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石块供人们休息。一座两米多高的大理石纪念碑挺立其间，碑上刻有路易·艾黎和他抚养大的孤儿在一起的浮雕：艾黎身着短衣短裤，脚穿草鞋，手拿一本书，目光深邃地注视前方；他的右侧是一位着藏族服装的男青年，左侧是一位手拿书本和三角尺的汉族姑娘，身边还有一只小羊羔。纪念碑后面有一座纪念亭，亭内用文字和图片介绍路易·艾黎生平和他对构建中新两国人民友谊的贡献。

纪念亭中有两位新西兰老人正在参观，看到有中国人来，立刻欣喜地迎出来攀谈。其中一位问我：“知道路易·艾黎吗？”我说：“当然。路易·艾黎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另一位接着说：“我们没有去过中国。因为有路易·艾黎，我们知道许多中国的事情，对中国怀有美好的感情。”在交谈中，得知我已经85岁，有一位再次和我热情地握手说：“我也是85岁。很羡慕你这个年龄还能出国旅游。”另一位说：“我已经90岁了。我们不大可能去中国看看了，但是我们会一直关注中国的建设成就。”

基督城作为坎特伯雷地区的首府，也是路易·艾黎的故乡。1907年到1922年，他的父亲弗·詹·艾黎在基督城的安博里小学任校长。从1907年起，路易·艾黎就来这个小学就读，后来又在基督城读中学。我在2月和3月两次到基督城，时间都很短，但是深深感受到，这个城市因路易·艾黎架起了新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而引以为荣。我参观坎特伯雷博物馆时，在亚洲厅里看到陈列着路易·艾黎的半身塑像，还有他生前用过的两枚石质印章，分别用中文刻着“路易之印”和“艾黎之印”。安博里小学有路易·艾黎纪念厅。纪念厅的墙基上镶嵌着介绍艾黎父子的石碑。路易·艾黎上高中时，常到博物馆去参观学习。在这家中学的原址上有一棵百年大树，有趣的是，树旁的牌子并不像通常那样标明大树的生物分类，而是说：这里是路易·艾黎从中学去博物馆的必经之路。

在基督城出版的中文报纸《信报》上，我读到一则路易·艾黎中文学校举办美术作品比赛的报道。从获奖学生名单可以看出，这个学校既有华人子弟，也有欧裔少年。基督城还有一种中文杂志《亚洲桥》，登载了路易·艾黎学院的招生广告。这个学院专为移民和留学生教授英语。这就是，基督城至少有两家学校以路易·艾黎命名。路易·艾黎在自传中说过：“我的故土是太平洋地区最小的国家之一，我居住的国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我能够为建立这两个国家间友好关系的桥梁，略尽微力，感到荣幸。”令人高兴的是，他所开创的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的友好交往，在他的故乡已经有人继承。

年初我刚到新西兰时，有位住在波里鲁阿的新西兰友人请我们餐叙。席间谈到路易·艾黎。女主人说：“我有位好友是路易·艾黎的侄女，所以我知道许多他的事情。”这位退休女律师后来又说：“路易·艾黎一直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如果我不认识他的侄女，很可能不知道他。在中国，知道路易·艾黎的人应该比新西兰多得多。”
我没有回答这个话题。因为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多少人知道路易·艾黎。路易·艾黎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我只知道在甘肃省山丹县，有纪念他的地方。县城有艾黎博物馆和图书馆，珍藏着路易·艾黎生前捐赠的3700多件文物和大批图书。城南有路易·艾黎墓园。城北有他创建的培黎学校。

在中国人民遭受外敌侵略，处境异常艰难的日子里，路易·艾黎无私地给了我们全力的帮助。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路易·艾黎继续与我们同甘共苦。我们应当永远记着这位来自新西兰的真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