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掳往日本当劳工的经历

一

我今年88岁了，是河南新密大隗镇陈庄村人。因为家里穷，从小没上过一天学。1942年，我刚刚14岁，为了躲避抓壮丁，父亲就托远房亲戚周子玉把我安排到洛阳军工被服厂当学徒。

1944年，就在我进厂当学徒两年后的一天，日军围攻洛阳。当时被服厂有员工六七百人，因战事吃紧，厂长领着大部分工人疏散到后方（陕西）去了，留下5名管理人员和我们15名工人协助驻厂警卫部队（因我们是军工厂，平时厂里驻一个警卫排，此时又加派了一个连）护厂。

洛阳保卫战打得很艰苦，共打了21天。战斗打响时，驻厂的侯连长对大家说，蒋委员长说洛阳守军只要坚守一个礼拜，我们的援军就会赶到。可是仗打了快三个礼拜了，也没见一兵一卒的援军。

几天后，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日军从洛阳城西北方破城而入。这天下午6时，我们20人跟着侯连长的连队向洛阳东南方突围。大街上逃难的人流就像洪水决了堤，纷纷向外涌。可是日军早已控制住了城中有利的地形和各个交通要道。他们架起机枪向逃难的中国人疯狂地扫射，逃难者成批成批地倒下。我们几个对洛阳城内地形较熟，钻胡同穿小巷，半夜时分才跑到城外护城河边。护城河边黑压压净是人，人们也不管护城河有多深多宽，纷纷往下跳，前面跳下去的还没爬起来，后面跳下来的就砸上了。这样，人砸人，人摞人，不一会护城河就被人体填满了，我们踩着人体过了护城河。

城外到处是大火，枪声响个不停，我们转来转去转到天明，还是被日军抓了起来。此时，我们厂出来的20人，只剩5人，其余15人至今也不知是死是活。几天后，日军把抓起来的中国人全部押到洛阳城东北运动场，按班、排、连、营、团统一编排，然后送到洛阳西工营房集中关押。

二

洛阳西工营房很大，周围三道铁丝网，房子也很多，都是筒子房，一所房住一二百人，我们被关在里边，没铺的、没盖的不说，一连五六天不让人吃喝。营区内的树叶、草根都被人捋光拔净吃掉了，病死、饿死、渴死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人死了，就叫活着的有点气力的人用草绳捆着死人的脚脖向营外拉，每天拉出去的少说也有几十人。

被关进西工营房的第五天，我们饿得都不知啥是饥了，只是渴得难受。躺着的站不起来，就是起来了也站不稳，有的走着走着，就栽倒在地。眼看我们5人都难保活命，突然我们见到了侯连长。侯连长此时被日军任命为战俘团团长，他见是老熟人，就把我们5人带到他的团部，我们就成了他团部的人。所谓团部，就是筒子营房的一角，既没桌子，也没凳子，他和其他战俘一样，也是和衣躺在阴暗潮湿的营房里。唯一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就是团部的人每天可领到一把玉米籽（一人只准抓一把），有凉水喝，饥了嚼几粒玉米籽，渴了喝口凉水。要不是遇见侯连长，说不定我就饿死了。

20多天后，队伍集合，在日军的重兵押送下出洛阳城东门，一路向东北方向走去。日本兵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在队伍左右叽哩呱啦地喊着。每隔二三十米，有辆军车，车上架着机枪，防止我们逃跑。尽管走得很慢，但对于我们月把子都没吃过一顿真正饭的人，还是跟不上队。对掉队的、有病的、走不动的，日本兵端刀就刺、就挑。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侯连长叫大伙相互搀扶着走，两个体质较好的搀扶一个体质弱的。路两边凡是能够得着的树叶青草都被拔光捋净吃了。队伍走了三天，在荥阳汜水乘船过黄河。每只木船载二三十人，过河期间，几乎每条船上都有人往河里跳，那可不是想逃跑，而是实在忍受不了日军的残酷折磨，想想终究是死，还不如投河一死了之。

过河后，队伍开到怀庆府火车站，一列闷罐子火车等在那里，人们像牲口一样被日本兵赶上车，一节车厢挤有一百多人，锁上车门向北开去。大小便都在车内，天气热，车里更热，人闷死了也没人管。

火车走走停停，当到达距石家庄不远的一个火车站时，车门打开了，说是开饭。每节车厢前摆着一个缸，里边装的饭是日军逼着当地老百姓做的，米饭、糊涂、面条等都倒在缸里。开饭了，人不准下车，也没碗筷，几个日本兵用枪对着车门，两个日本兵用铁锨从缸里铲饭端进车门，里边的人挤着用手抓着捧着往嘴里填。人的身上、车厢的地板上到处都是饭，吃的没有撒的多，抢着的吃了点，没抢着的就继续饿着。

车到石家庄时，我们又被押下车，关进一个大兵营。兵营里有个大水池，日军让我们洗澡、剪头发，每人发了一身灰制服，然后给我们体检。经过体检，把身体合格的关一处，不合格的关一处，我们厂的5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合格。被分开关押后，我和他们几个就失去了联系。我被编在二中队五小队二班，编号为154号。日军对我们进行操练，还强迫我们学习简单日语。训练学习约四五十天后，又给我们发了衣服，黑咔叽制服、绿帽子、绿衬衣、白胶鞋、白袜子。然后由日军押着在石家庄火车站上车，途经丰台站转车到天津塘沽站下车，又被押送到一个兵营，给每人又发了两条毛毯，住了约一个礼拜。

一周后，我们被押上了轮船，航行了七天七夜到达日本九州，转火车，又转船，最终到达日本北海道沙川县，我们被押送到沙川煤矿当劳工。

三

沙川煤矿很大，周围拉着铁丝网。日方让我们学习简单日语，下井熟悉劳动环境及操作规程，规定中国劳工下班后只能在划定区域内活动。对在劳动中违反劳动纪律或操作规程的中国劳工，轻则鞭打，重则关禁闭，几天不准吃喝。有反日情绪和行为的中国劳工，一旦被他们抓起来不死也要脱层皮。最常见的有毒打、放狗咬、关禁闭、饿饭、雪冻等惨无人道的迫害和折磨，许多工友被他们活活折磨致死。有一次，我在井下干活时，对工友说：“球！磨蹭着慢慢干吧！干得越多，咱国家受难越大……”可能是被监工听到，汇报给日本人，日本人把我脱光衣服埋进雪堆三个多小时，出来后我都不能动弹了。从此我落下腿疼病，至今行走不便。

无论他们多么残忍，我们的反日行动从未停止过。我们秘密组织起来，上班时破坏机器设备、损坏电缆、烧毁电机等。日方还定期让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的所谓有功人员到矿上给我们作报告，讲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讲战争的“大好形势”，随着战争的发展，报告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当时，日本国内空虚，经济崩溃，老百姓的生活也十分困难。为了能了解到外面的情况，我们吃饭时省下几个馍给日本小孩，让他们背着大人拿家里的报纸给我们。我们把报纸夹在工作服内带到井下，让工友中懂日文的读给大家听。我们从中分析了解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如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日军即将投降等消息都是从他们的报纸上得到的。这些消息极大地鼓舞着我们。

为防止日本人报复，我们自动组织起来，在宿舍、井下都安排秘密岗哨，监视日本人动向。后来我们得到了日军正式投降的消息，大家激动得连夜赶制了国旗开始罢工游行，并推举代表向日方交涉，让日方保证中国劳工的人身安全，安排遣返回国。

在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中国劳工的团结斗争下，1945年11月，我们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

如今，看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看着家乡人民居有楼房、出行有车、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的幸福生活，我激动的泪水常常夺眶而出。而当年日军枪挑、刀砍、冰冻我同胞的惨景也常常浮现在眼前。我不止一次地告诫我的儿孙们，千万不能忘记那段悲惨的历史，也决不能让那样的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