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耕耘的奚原

2016年1月15日，我曾服务34年的《人民前线》报完成历史使命，出版了休刊号。年前，报社就已策划最后一期报纸，拟用专版发表在报社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我建议首先要请奚原同志写一篇，因为他是68年前《人民前线》报创刊时的编辑部主任。不料电话打到北京，那边说，奚原已于去年10月13日逝世。

奚原终年98岁，安享高寿，本应无憾；但从此与这位睿智的长者永别，仍然令人痛惜。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想起我和他的多年交往，想起他那默默耕耘而又精彩纷呈的经历。

一

奚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投身革命。1936年3月，他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委派，先后到上海北站的货栈和票房工作，参与发动京沪铁路和沪杭甬铁路职工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奚原到了临近淞沪战役前线的嘉兴车站，组织职工抢修被日机炸毁的轨道和列车，做到夜间仍可行车，确保军事运输的需要。

在这以前，奚原已在南京和上海参加学生运动。在那强敌入侵、国难当头、社会动荡的时代，年轻人往往成熟得早。1933年奚原16岁，就发表了《驳周佛海》一文，批判周佛海提出的“读书便是救国”的论调，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他说：“学生沉沦于书堆，国民懵懵于睡梦，不抵抗主义盛行，汉奸卖国贼猖獗，日寇步步深入，国家危殆，百姓遭殃，甘做亡国奴者虽生犹死。此读书死也。”当时，周佛海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还没有成为汉奸，而奚原则是省立南京中学学生，公开批驳周佛海，既需要见识，也需要勇气。

奚原勤于笔耕。1934年和1935年，他在南京的《新京日报》、上海的《大公报》《晨报》上都发表过文章。1938年1月，他在即将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的日子里，还写了报告文学《最前线某站》，发表于著名文学杂志《七月》。

二

1938年2月，奚原到了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接着留校工作。3月，毛泽东得知他来自上海铁路，嘱他写《上海铁路工人阶级状况》，作为中共中央的研究资料。他凭着记忆，写了7000余字。

1938年的延安，已经聚集了许多作家和爱好文学的青年，但是还没有一个文学刊物。这年9月，奚原和抗大的文印股长郑西野一起，征得抗大政治部和边区文化协会的支持，创办了《文艺突击》旬刊。利用郑西野会刻蜡纸的长处，每期油印四个版，即四张蜡纸。9月17日，奚原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他题写刊名并赐稿。毛泽东当天就写了三个“文艺突击”供选用。《文艺突击》的出版，受到作家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在延安的作家沙汀、荒煤、丁玲、严文井、何其芳等都为这个刊物写过稿。

10月，奚原又发起组织业余文学团体山脉文学社，筹划出版铅印的《山脉文学》杂志。10月25日，奚原再次写信请毛泽东题写刊名。当时正在举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很忙，但仍在10月27日写了三个“山脉文学”供选用，并批示：“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名称似以山头文学为好。”因为毛泽东已经写了“山脉文学”，不便请他重写，后来没有更改刊名。

奚原对这段经历十分珍视。198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过他的回忆文章，记述了毛泽东支持延安文学活动，为这两种刊物题写刊名的经过。

三

1939年5月，奚原进入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到了新四军游击支队。这支战斗在豫皖苏鲁四省边界的部队，先后改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八路军第4纵队，新四军第4师。奚原一直在这支部队工作，先任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后来任师政治部宣传教育部宣传科科长。

从1942年8月至1943年6月，奚原受师政治部委派，对铜山周围的日军、伪军、国民党军态势和地方政治、经济情况作调查研究。在10个月时间里，他换上便衣，深入民间，潜入日伪据点，越过日军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到了铜山、邳县、睢宁、萧县、灵璧、峄县、滕县、临城、沛县、丰县的一些地区，与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同志以及各界人士广泛交谈，写出了详尽的调查报告，并对新四军应该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非常大胆又非常符合斗争实际。例如，他提出，由八路军领导的运河支队，应该改属新四军序列。

运河支队是由峄县、滕县、铜山、邳县的一些抗日自卫武装合编组建的，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西。这里铁路、公路、运河交织，是徐州市的东北大门，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占领了铁路沿线和全部城镇，国民党军和土顽也插足其间。运河支队处于日伪顽的包围之中，处境十分艰难。

1941年以后，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活动地区以陇海铁路为界，路南为新四军，路北为八路军。运河支队既然在路北，当然属于八路军指挥。但他们与直接上级鲁南军区机关相隔80公里，中间有好几道日伪封锁线，联系、指挥、供应都非常困难。而他们与新四军的邳睢铜地区只隔着一条陇海铁路。如果将运河支队改归新四军领导，就可以打破南北隔绝的状态，实现路南和路北的部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斗争局面必会大大改观。

奚原与运河支队的同志多次讨论，还提出，沟通了这里的南北联系，可以开辟一条从新四军到延安的新交通线。以往新四军干部去延安，都是从陆路或海路先到山东的滨海区，再到抱犊崮区，再到微山湖畔，然后北上。路很长，也不安全。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彭雄等去延安学习，就是从苏北乘船去滨海区，在海上遭遇日军舰艇而牺牲的。中共邳睢铜地委书记李忠道去延安，本来与微山湖可称近邻，也是经淮海区、盐阜区、滨海区绕了一大圈，居然在微山湖的船上与奚原相逢。如果经运河支队到微山湖，路就近了许多。当然，这段路敌情也很复杂。奚原提出：“要把开辟新交通线和加强对日伪顽的斗争结合起来。”

奚原的建议，不久就得到鲁南军区和新四军第4师的同意。这年9月，运河支队改编为峄滕铜邳县总队，隶属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的第3军分区。原运河支队政治委员纪华，任峄滕铜邳县县长兼县总队长。

奚原给我讲过许多新四军第4师的人和事，但是从来没有提及他的这次历时十个月的艰险经历。如果不是档案里留下了他的调查报告，这段史实可能就湮没了。

淮北军区第3军分区的政治委员，是1955年授海军中将的康志强。我在他的回忆录里读到，1940年9月运河支队改属新四军后，一条经峄滕铜邳县北上延安的新交通线随即开辟。由于做了争取伪军的工作，白天和夜晚都可以安全越过陇海铁路。这年11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去延安，走的就是这条新交通线。

四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即将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和东线兵团胜利会师，准备攻打山东省会济南。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华东野战军前委决定创办《人民前线》报，以便及时地直接地向指战员传达中共中央的决策和前委的部署。奚原被任命为编辑部主任。处于战争激烈的特殊环境，报社非常精简，通联部由新华社前线分社兼任，发行部由野战军军邮总局兼任，报社的专职人员，实际上只有奚原和一位编辑、一位助理编辑。三个人既要联系作者，编辑稿件，撰写评论，校对清样，还要尽可能地上前线采访。随着战局的发展，华东野战军机关一再前移，报社也随同搬迁，从山东到安徽又到江苏。他们常常是白天行军，晚上一到宿营地，立即编稿排版，顾不上休息。

《人民前线》报于1948年9月18日在山东曲阜创刊，出版到1949年3月31日，因为即将转入战略追击阶段，报纸印刷和发行都有困难，只得暂时休刊，改为出版《人民前线》杂志。

在半年多时间里，《人民前线》报以主要篇幅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作了报道。奚原掌握报道方向，策划版面安排，审改全部来稿，还执笔写了多篇社论。创刊号的社论《光荣的战役开始了》，对攻济打援作了动员。济南战役结束，发表了社论《祝济南大捷》。紧接着又发表社论《发展胜利，英勇向前》，宣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的战略方针。淮海战役开始后，报纸连续发表社论，对战役的每个阶段都作了有力的动员。社论《胜利了还要再胜利》，论述了第一阶段全歼黄伯韬兵团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争取更大胜利在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纪律上的要求。社论《英勇战斗，克服困难，干脆彻底完全的歼灭邱李兵团》，社论《继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积极攻击，顽强阻击，全歼当面蒋匪军》，为争取淮海战役的全胜，向担负不同任务的部队分别发出了号召。

多年以后，奚原与我谈起这个时期的《人民前线》报，一再说，那些起了重大作用的社论，并不是他的作品，完全是前委的意图和野政（华东野战军政治部）领导人唐亮、钟期光的观点，他只是记录者。

由人民大学撰写的《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对《人民前线》报关于淮海战役的报道作了很高的评价，在详细介绍以后说：“这是《人民前线》报的光荣，也是部队报刊史的光荣”，“是我军报刊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也给我国现代报刊史增添了奇异的光彩”。我把这段话念给奚原听，他淡淡一笑说：“过誉了。”

五

1986年我参与编纂《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后来又主持撰写《新四军战史》，多次写信向奚原咨询新四军第4师及其前身的历史情况。那时奚原任军事科学院百科编辑室主任，正主持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紧接着又主持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工作非常忙，但仍是每信必复，详细地回答我的问题。我每次去北京，还会登门请教。他总是放下正在审改稿件的毛笔，欣然与我畅谈。

前年我在《解放军报》上读到一篇介绍这两部军事百科的文章。文中提到，奚原为这两部辞书付出了大量心血，离职休养后还继续审改了许多条目的释文，但是却没有在书上署名，高风亮节，令人钦佩。我立即进书房查对，在这两部辞书长长的编审委员会名单和编写人员名单上，果然没有奚原的名字。

奚原关心的是人民军队军战史研究的深入发展。1999年12月27日，他得知《新四军战史》以及《新四军征战日志》《新四军英烈志》已经中央军委审定出版，高兴地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作为新四军老战士表示祝贺和感谢。信里接着说：“新四军的历史内容异常丰富，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一部战史中，把各地区、各部队、各方面、各阶段的史实和问题全部详细地包罗进去。”“军战史上还有许多空白和争议尚未解决，战争经验和战争规律的探讨亦需进一步深入。”“建议在正史出版以后，趁热打铁，继续组织同志们把编撰过程中所考证的史实和探讨的问题，按专题分别加以整理，大到涉及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小至具体时间、地点、情节，充分引证原始资料，写成历史研究文章，或汇编成集，或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以促进军战史研究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发展。”

奚原的勉励和嘱咐，是我晚年继续从事新四军历史研究的动力。只是《新四军战史》出版以后，编撰人员即已分散，不能再组织集体研究，有负前辈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