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季平军中往事

刘季平(1908-1987)，江苏如皋县(今如东)人。1925年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在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上。他是革命队伍中一名“以笔为投枪”的战士。

一套珍贵的军用地图
　　作为珍贵革命文物展出过的一套军用《豫苏皖地图》，是刘季平在1945～1949年间使用的。这期间，他辗转苏北及晋冀鲁豫地区，经历了两大军事行动：一是率领黄河大队突破敌占区北撤；二是领导华东野战军随营学校培训军政干部。
　　这套军事详图在北撤时派上大用场，图上圈圈点点的笔划痕迹，记录下黄河大队一路跋涉的全过程。黄河大队是新四军战略转移大规模北撤的一部，它由新四军军部、苏皖边区和各分区的机关人员组成，有大队部、参议会、银行、财粮、干校、医院、新安旅行团、学校、家属等20多个中队，形成数千人的一支大队人马。队伍中有老弱妇孺，又携带大量辎重，在跨越苏皖鲁豫等省、行程达三千多公里的征途中，艰难险阻无处不在。当时蒋军在华中地区集中50万兵力企图对新四军北撤部队进行合围。战局犬牙交错，安危就在旦夕之中。作为政委的刘季平和计雨亭大队长肩负指挥重任，夜以继日部署行动计划，每次行动他们都做到“阵前摸清敌情，途中排兵布阵组织火力掩护，队尾收容殿后”。我和刘季平虽然相随在北撤途中，但一路上经常是军情火急，我也只能见到他策马疾驰而过的身影。我当时身孕临产，还有三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带在身边随队行军，相当劳累，已无力再照料他。当时，他忙得无暇理发，留下满脸长须，外表看上去倒更像一员勇猛武将，从此在新四军中留下了“刘大胡子”的绰号。

一封粟司令员亲笔信
　　1947年我军举行全国性大反攻，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为补充我军外线作战干部和南下接管新区干部的需要，华东野战军前委按照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于1947年8月决定，组建华东野战军随营学校，分期分批轮训军政干部，进行以政策学习、形势教育及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随营学校初建于河南朝城濮阳一带，由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亲任校长。建校两个月后，刘季平即被紧急调任华东野战军随营学校副校长。
　　在刘季平的遗物中，有一封1948年11月5日粟裕复刘季平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季平同志：
　　来信悉，所提各点特复如下：
　　张日清系以随校副校长兼教育长职务进行工作，来信既建议做训练部长，则可兼副训练长，不兼教育长，也不必要教育长，白丁（徐平羽）同志仍暂以任原职为宜，校长人选请示军委派调中，我们是建议调原三纵司令何以祥来充任的，如何不能来，则请军委另派，何此刻尚在石家庄军大工作。至于张波工作，同意以校务部长任用，尚待前委批准。你仍须负政委职责，不要调动工作，盼能安心地工作下去，在校长未到职前，仍请负起全校全部责任。
　　我承认前委过去对随校领导不够，前委扩大会议首先因为你们尚未要定驻地，致未能及时通知，这确系一缺点，今后当设法改进。至随校等级问题，一般说来，应为纵队一级，你亦为纵级干部，但其中有些干部（如张日清、白丁）则只能以师级评定之，详细评定尚待前委商讨后再定，今后并望你向前委不时地作定期与不定期的报告，以便前委适时地了解你们的情况，而便适时给你们一些指示。
　　前委扩大会印发的三本电报已焚毁，来不及再抄，以后可请唐（唐亮）主任到你们校里对前委扩大会精神作传达。同意你们去济南一行，但盼早回。我即须出发，约三四日后新战役（淮海战役）即开始，未能面谈，甚憾。好在唐主任留曲阜主持后方一切工作，你们一切问题，当由唐主任全权处理。
　　匆此即致
敬礼
              粟  裕
　　十一月五日午后四时
　　从粟司令员的信中看出，随营学校在战时应急组建，任务很重。受战事急剧发展影响，校级领导干部配备仓促，校长和政委都缺位，随营学校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是由刘季平负责全面工作。
　　当时我在后方整训和参加土改，与季平相隔两地，难以体验到他所面临的工作压力和困难。我们战后重逢才得知，随营学校是我军战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军事组织，它不仅全副武装，高度机动，是随时待命的战斗部队，而且还负有培养建设未来政权干部的政治使命。在办学中，学校也面临了两难境地，一是校方要配备高素质高效率的管理班子，一是要为大军南下开辟新区准备合格过硬的领导班子，可谓任重道远。
　　据随营学校组织部1948年5月26日的统计，在校培训的干部数最多时达10142人，调给南下先遣队1660人，华东野战军总部2182人（其中：师级5人、团级24人、营级75人），两次共调出3842人。准备第二批南下干部1010人；准备调到中原地区工作的受训干部2303名。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华野随校”为全国解放做出的贡献。其中，也倾注了刘季平不少心血和努力。
　　战时整军手稿
　　现在能够重现当时随校工作情景的实物，只有留存至今的24份手写讲稿。
　　这是刘季平一生留下大量文稿中写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一部分，约6万余字，是在1948年3月～1949年3月期间书写的。厚厚一叠粗糙泛黄的草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蝇头小楷墨迹，这是他当年在光线微弱的油灯下，尽职尽责地进行笔耕的记录。
　　手稿中的不少内容是他在学校授课时的讲稿。讲稿注重吃透两头，即理论和实践。他著文或讲演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又不乏平易和通俗的特色。
　　手稿中从举例的官兵思想现状，各人处境，以及各自前途打算等，再到论述有据，有的放矢，反映出他事必躬亲，摸清情况，问明原因的思想工作方法，进而达到上下打成一片，息息相通，同心同德的精神境界。
　　与刘帅的合影
　　刘季平战时最后一件遗物就是他与刘伯承同志的一张合影。照片摄于1949年5月间，背景为我军驻守的阵地前，位于苏南行政公署所在地无锡城郊。此时我军刚解放南京不久，而苏南新生政权刚刚成立还不足一月。此时此刻周边战场上炮声隆隆，战火硝烟滚滚，我军主力部队主帅与地方军政负责人会见，神情自若，映衬出我军此时在战场上正横扫千军如卷席，胜券在握的灿烂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中的刘季平是他身穿军服的最后留影。就在此后不久，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组织决定他以军队副兵团级转业，脱军装下地方任职。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是一名军人了。但在我眼里，他始终保持着刚毅秉直和艰苦朴素的战士本色。
　　我和季平都是新四军的一员，虽然我们早早告别了军旅，但新四军坚强的革命精神在日后的工作中依然影响至深。刘季平就是凭借它无憾地走完了人生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