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假期，我读了一本厚厚的书——《相摩日记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所认识的《相摩日记选》的编者——钱一呈先生，在临近退休和开始退休生活的时候，以编撰三本书的计划，安排了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折。《相摩日记选》是他计划中的第二本书，把父亲——革命烈士钱相摩先生在险恶的战斗生活中留下的53万字日记整理出版！
这些日记的原件保存在江苏省档案馆，反映了烈士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编者根据烈士的经历，把日记编为两部分。第一部分（1946年9月—1947年6月）取名“文艺日记”，记述的是烈士抗战胜利后，在苏北组织战地服务团、宣工队，以多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娱形式，宣传和动员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的战斗生活；第二部分（1948年1月—1949年4月）取名“光明日记”，反映了烈士受党的委托，先在江苏泰州后转到上海，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开展情报工作的情态和时势。
由于日本入侵而辍学回乡的大学生钱相摩，1944年春开始参加抗日工作，至1949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他高呼着口号，英勇就义，他的一生仅有29年。论起革命的“资格”，他也只有5年多。然而，他却是那样义无反顾地把自己交给了革命。这对我，不能不说是一种震撼！
革命，是烈士的一种选择，是他带着知识分子爱国爱家的理性做出的选择。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为了革命，他把自家的和岳母家的财产都捐给了组织。
烈士在苏北革命生涯中，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包括戏剧和通讯。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烈士曾怎样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发挥作用而兴奋不已。1946年12月20日，当得知自己的创作的戏剧被反复上演得到好评，并得到翻印时，烈士写道：“群众给我的鼓励，我不骄傲，我该更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来提高写作的技能”，他是那样地重视群众对自己文艺创作的评价，他说：“好不好，让群众权衡一次。”他坚持面向群众的文艺思想，认为“正规的舞台剧对观众的感应力较大，但它要有条件，而小杂耍正是利用群众的感情潜移默化的”，“一定要把舞台的东西搬到广场中间。并非我强调小杂耍要优越于小型剧，如果能以天才的手法去教育群众，能收到舞台上的最低成效，本质上也是好的”。
从一名敌后的文艺战士到深入中统机关的“特务”，烈士不仅必须面对和化解一系列对他身份的猜疑，而且还要排遣远离如火如荼的往昔岁月的孤苦。但是为了使命，他只能面对日记倾诉：“我离开故乡快三个月了，可算没有一天我不惦记她。因为我的第二位母亲（指党组织——编者），及最能关顾我饮食起居，帮助我学习成长的人大部分都仍留住在那里。尽管环境有时变化，她能够给我力量勇气，足以鼓舞我去应付，乃至克服它。委实我对它太熟悉，她对我也太温暖，镌留在脑际深处的印象，我相信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尤其是当我来到这陌生而纷乱的上海，虽然故乡仅有的几棵小树和几间古老的屋子，放置在那片现在并不安静的土地上，但我总以为比这红灯绿酒、喧嚣杂沓的上海干净得多。一直慕恋着故乡，因为在她的背后没有穷困、贪婪以及很少‘人吃人’的悲剧”。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烈士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不仅成功地获取了大量情报，还向前线运送了大量急需的药品。即使在上海解放前最黑暗的日子里，烈士仍然建立起了深入到敌人党政军警各部门的、拥有100多名成员的搜集情报联络网。烈士搞到的情报不仅有国民党上海的特务机构、政府机关、警备司令部、财经部门、警察局的内部情况，还有江南一带的军事机密，其中包括不少“还乡团”的情报。当我军快要渡江时，烈士布置联络网的成员千方百计地获取敌人要销毁的文件。结果他们得到的100多件机要文件对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人们却难以从烈士的日记中读懂这些经历。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烈士记述的只是广泛交往、教书、紧张、劳累、病痛、迁居……和对光明的希冀。
烈士的日记终止于1949年4月26日晨。25日晚敌人大逮捕开始了，他预感到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于是写道：“最引起敌特注意的，首为日记、文件。我为顾全整体，避免因小失大，就此忍痛暂告中止，让我这一直伴随在身边的老友（指日记——编者）再度埋伏。我坚信我们再见的日子将不太远。”然而，烈士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老朋友”，1949年5月10日凌晨，烈士在上海理查大楼被捕。接着敌人对他严刑逼供，他的胸部被电烙铁烙成一个焦糊的坑。5月21日，英勇不屈的钱相摩面不改色地就义于上海宋公园。
日记得以保存，留给了后人。钱一呈先生从幼年起，读着父亲的日记长大。日记告诉他做人做事的道理，成了他人生的一把标尺。他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成为一名教授、教育部的司局长、共和国的外交官……。
合上这本厚厚的日记，我浮想联翩。旧时代成长的一代青年才俊，为光明而奔走，铺就了今天的幸福与安宁。英雄主义时代哺育的一代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以自己的方式，书写了人生画卷。两代人，一本日记……。“境界”两个字在我的脑海中渐渐地清晰起来！它不再高远，却那样平实和具体。进入它，人们会在每个时代找到自己愿意和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也由此得到心灵的慰藉。
其实，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许多盼望着见到它的人已经走了。包括烈士的夫人，同样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又终生未曾再嫁的琴；包括为收集和整理烈士的各种资料、日记和纪念文章而努力了几十年的烈士的三弟钱诚……。然而，我，一个普通的读者，却从另一种视角去阅读了它，体会了它，也引发了我的感动和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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