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星光

1948年11月24日我在中原野战军四纵十三旅三十七团三营的一个连队里，那天上午，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强渡浍河之后似乎发现了危险，立即又想撤到浍河以西。正在坚守南坪集的我军突然渡河西撤，假装着像是仓惶溃逃的样子。浮桥在河上剧烈地晃动，人喊马嘶。

我们在河西进入阵地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饥肠辘辘的战友们立即开始挖掘掩体和壕沟。在挖掩体和壕沟的同时，我们班另有任务，在壕沟后面挖掘掩埋自己人的墓坑，虽然我们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但这是每一次战斗之前必须做的工作。我在进行这项劳动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想到：这个墓坑将会掩埋谁呢？每一个熟悉的面孔都从我眼前闪过，都是那样年轻，都是那样生气勃勃。哪个都不应该躺进这冰凉的冻土。也许是我自己吧？想到这儿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颤。夜晚除了散乱的曳光弹和信号弹在天空划过之外，枪声极少。到了第二天早上，黄维才清醒过来，意识到他的兵团已经陷入重围了。当他知道他派出的侦察兵触角所及，纵横只有7.5公里的时候，他慌乱了！对于敌我双方来说，这一空间都是一个危险的极限。已经被捆住手脚的敌军如果突围失败，就是覆灭。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困兽的挣扎，战斗会空前猛烈。
　　果然，敌军的反扑在当天就开始了！白天，敌军以坦克、重炮为掩护，实行疯狂的突围。往往一个村庄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白天在敌人的手里，晚上我们又重新夺回来。在我们进入被占领的村庄的时候，必须从堆积得很高的尸体上翻越过去，那些奇形怪状的尸体都已经冻得像树根一样坚硬了。25日清晨，连部通信员小李跃出掩体去捡一挺轻机枪的时候，被敌人坦克上的机枪击中，我才知道看似笨重的坦克不仅不迟钝，而且很灵敏。小李一头栽倒在地上，我的心像是被一团冰块击中了那样揪痛。今晚，我的被筒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了，从月初我军进逼徐州那天开始，他和我合睡在一个被筒里，用他的被子当垫褥，我们相互用体温取暖。
　　26日晚上反复浴血冲击，夺回一个被敌军占领的村庄之后，黎明时分我们连队被撤换下来了，兄弟部队接了我们的防。在阵地背后一个洼地里的小树林中集合的时候，连部只剩下了一个副连长了。副连长把连队的名单交给我，让我来替他点名。昨晚出发的时候还是129人的连队，现在能够大声应答的剩下了25人，负了伤呻吟着应答的6人，他们都在担架上躺着，或是坐着。点完名以后，副连长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他可能是怕哭出来，大喊了一声：“向右转！”接着却听不见脚步转动的声音。他惊讶地擦了擦自己的眼睛，再喊了一声，队列依然没有移动。副连长用沙哑的声音问：“怎么啦？你们的耳朵都被炮弹震聋了？点名的时候，你们不是都应了吗？”战士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撤！”副连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回答他的仍然是：“我们不撤！”副连长说：“这是旅部的命令！”大家的回答还是：“我们不撤！”副连长问：“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回答，只有一个因为腿部受伤不得不坐在地上的伤员（我记得他是一个60炮炮手）含混地小声反问说：“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副连长火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是什么？”接下来的是久久的沉默，连伤员也不敢说话了，但队伍仍然没有移动。副连长丢下队伍，一声不响地走了。我们在洼地里像冬日的小树林那样站着，一动也不动。

半个小时以后，副连长带着团长来了，团长胳膊上绑着绷带。团长在连队面前站定以后，仔仔细细地辨认着每一个战士的脸，然后喊了一声“向右转”！队伍“刷”的一声向右转了，连在担架上躺着和坐着的伤员都向右转了。当团长喊了“齐步走”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移动脚步了。团长大声喊着：“怎么不走哇！”站在排头的一班长无论如何都憋不住了，他说：“团长！我们走不动啊！”“走不动？”一班长“哇”的一声哭了：“团长！你也不看看，我们连有多少同志还留在阵地上！连长、指导员，文书、司号员、卫生员……一排长、二排长、三排长……我们能走得动吗？”团长和副连长紧紧地抿着嘴，默默地相向注视着。过了好一会儿，团长才又喊了一声妥协的口令：“向左转”！然后他和副连长把队伍丢下，肩并着肩走了。我们在洼地里像冬日的小树林那样站着，一动也不动。
　　又过了半个小时，副连长和团长带着旅政治部主任来了。旅政治部主任的肩膀上披着军大衣，他是个文雅的知识分子。他来了以后，没有喊口令，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知道，为什么要你们往下撤吗？”连队全体大声回答说：“不知道！”旅政治部主任说：“要你们往下撤，是为了给你们休整、补充；休整、补充，是为了让你们很快再回到这个阵地上来！听明白了吗？”连队全体大声回答：“听明白了！”旅政治部主任接着喊出以下的口令：“把担架抬起来！向右转！齐步走！”连队虽然人数很少，步伐渐渐也整齐起来了。
　　我们撤到离阵地15里之外的一个小村里。虽然这个村一半的房子都被战火毁坏，但我还是依稀记得在合围之前我们连队来过这个小村。当时我们连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很短。在我们离开的前夜，我曾经看见村里一个小姑娘躲在墙角里等人，她并未发现我在站岗，因为我担任的是隐蔽哨。当一排长经过墙角的时候，那小姑娘往一排长手里塞了一双崭新的布鞋。我暗暗惊奇，她怎么这么快就能做好一双合脚的布鞋呢？他们相向注视的目光只是一闪而逝，我却看见了永远。26日夜晚，在一排长中弹倒地、我用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他向我指了指自己的脚，我注意到他的脚上穿着那双新布鞋。战争时期，战友们中间有一个默契，在冲锋之前，尽量穿上新衣裳、新鞋和新袜子。后来，一排长因为流血过多，牺牲了。这次回来，那个小姑娘几次微笑着想走近我，我都由于无法面对她那怀着美好希望的目光而闪开了。有一次我在破冰打水的时候，她把我堵在井沿儿上，问我：“一排长咋没回来？”我没有撒谎，老老实实地对她说：“一排长还在阵地上。”“啊！”她竟然高兴得抿着嘴笑起来，咯咯地笑着从井边跑开。
　　12月13日向困守在双堆集的黄维司令部发起总攻的时候，我们的连队经过补充和修整，又重新在原来的阵地上前进了两公里。15日夜，我们攻占了黄维龟缩在地下的指挥部。那天夜里火光冲天，枪声就像过年时的爆竹。到处都是我军战士押解着敌军俘虏。我在繁星和照明弹的光亮下，又看见了那个小姑娘，她拦住所有她遇到的战士，在他们脸上辨认着。我当然知道，她是在寻找一排长。那天夜晚我胆怯了，面对敌人的炮口都没有躲开过，我却故意躲开了她。在她把眼睛转向我的时候，我把棉帽的护耳放了下来，匆匆地转身消失在人海里。
　　1949年元旦，我们从积雪的战场上撤退，中原大地锣鼓喧天。许许多多的标语中，其中有一条让我难以控制地潸然泪下。那条标语就是：“欢迎英雄归来！你们是人民的好儿子！”我当时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说：那些最好的儿子都没能回来，他们留在淮海平原的冻土里了。
　　后来，经过渡江战役、广东战役、滇南战役……一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夏天，我又重新回到淮海战场，那里已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地。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里，我偶然发现展品中有一面很熟悉的锦旗，仔细一看，那正是当年我在淮海战场的阵地上手工制作的。自己的字迹使我异常震动！当晚在梦里我又看到了我的连队、我的连长、指导员、连部通信员、司号员、一排长和那位小姑娘，他们一下子又都来到我的记忆之中了，我立即在他们中间入列。连长的大嗓门儿还是那么响亮：“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一直数到一百二十九。报了数以后，指导员大声问我们：“同志们！我们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是为了什么？”这是每一次点名时他都要提醒全连的一个问题。
　　全连指战员立即信心百倍地回答说：
　　“建立一个民主新中国！”——喊声在星空中回响。这句话我们重复过几百遍，每一次都还是让我们振奋不已。
　　当我在六十年前的呐喊中猛醒，顿时，汗流如洗……
　　（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7日，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