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今年，是新四军于1938年春在皖南、皖西集结后，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迅即沿着大江南北两岸东进敌后，开辟、建立抗日根据地，实施战略展开的70周年。在新四军波澜壮阔的历史上，1938年是新四军初显身手，旗开得胜，军威大振的一年，意义非凡，值得讴歌，值得纪念。
　　回顾当年，日本几乎倾其全部兵力扑向中国，抗战的形势异常严峻。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当年底，仅仅半年时间，日军在华北已占领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各省，在江浙，占领了京、沪、杭地带。1938年1月16日，日本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企图另择投降势力代表人物。同时，日军大本营把夺取徐州作为会师武汉的首要战略目标，并以攻占武汉作为“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其部署是：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沿津浦路南北对进，夹击徐州，贯通华北和华中两个战场，然后向西进逼中原，攻取武汉。2月，徐州会战开始，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部英勇抵抗，取得台儿庄大捷。以后日军继续增调援兵，国民党军于5月19日弃守徐州。随后，日军分兵沿陇海路和长江西犯，向武汉进逼。武汉会战持续4个多月，中国军队予日军以重大杀伤后，于10月25日撤离武汉。日军为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和策应对武汉的攻势，于10月21日占领广州。
　　面对日军疯狂进攻，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大步后撤的危急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始终保持沉着清醒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
　　在日军集中兵力会攻徐州、武汉期间，毛泽东在指示八路军大踏步挺进华北敌后，广泛开展山地和平原游击战争的同时，对组建不久、开始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的工作也作出部署。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5月4日，又致电项英，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是党中央指导新四军工作的纲领性的第一个“五四”指示（第二个“五四”指示为1940年的），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还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当时有人顾虑敌我力量那么悬殊，国民党近百万军队都未能挡住敌人的进攻，新四军挺进敌后能不能立住脚，陈毅针对这种思想发出这样的壮语：“寇能往，我亦能往。”新四军各路健儿正是以这样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革命精神，迎敌而进，直击敌后的。在江南，粟裕率先遣支队于4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6～7月间，陈毅、张鼎丞分别率第一、第二支队抵达苏南；谭震林率第三支队进入皖南沿江抗战前线；在江北，高敬亭率第四支队于4月东进皖中地区。9月，彭雪枫率游击支队挺进豫东敌后。各路新四军将士进入敌后，真似天兵从天而降，得到沦陷区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至1938年底，几个月内，各路新四军战斗多达280多次，毙伤敌伪军3200多人，俘虏600多人。这些战斗规模不大，但都发生在敌人心腹要害地区，而且都出奇制胜，对敌威胁甚大。日军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地说：“新四军是个神，你打他时一个也没有，他打你时都出来了。”国民党当局派新四军赴敌后，原想借刀杀人，结果大出所料，新四军进入敌后不仅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不断发展壮大。全军从初建时的1万多人到1938年底增至2.5万多人，初步实现了战略展开，使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根据中央部署，八路军各部主力在这期间依托山西各根据地，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举进军，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一二○师主力进入冀中，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和山东，华北抗日根据地取得大规模的发展。到1938年底，八路军从初建时4.5万人发展到15.6万余人。
　　抗战的历史表明，武汉会战，日军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占领了武汉，但在战略上却失败了。因为它并没有消灭中国抗战的有生力量，实现“速战速决”的目标。相反，它占领了武汉、广州后，战线拉得更长，兵力更显不足，尤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更加猛烈地发展起来，使它腹背两面受敌，首尾不能兼顾，日益陷入被动。中国抗战逐步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日军调整战略部署，对国民党当局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基本上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集中兵力用来对付敌后战场。国民党当局也改变对内对外政策，日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从而面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夹击的局面。华中是连接华北与华南的枢纽，在抗战中起着据局部而扼全局的战略作用。新四军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把中日民族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上，在坚决抗击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剿”、“清乡”的同时，对国民党顽军挑起的武装磨擦也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尽管当时斗争异常错综复杂、艰苦卓绝，新四军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却愈战愈强，愈战愈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军发展至30余万人（包括地方武装），华中抗日根据地扩大至25.3万平方公里，解放区人口达3420多万。
　　一位历史学家把武汉会战比喻为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这两次战争性质不同，但形态类似。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是在赤壁之战以后形成的；而抗战时期的三方，即日军占领区、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是在武汉会战以后形成的。这个比喻颇恰当，不过，两者的结局大不一样。魏、蜀、吴三国，最后都给司马氏集团灭了，建立了晋朝。而抗战期间的三方，先是国共合作，加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援助，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恃力量强大，又有美国的支持，悍然挑起内战，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经过3年多的严重较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全国人民尤其解放区人民的竭力支持下，赢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解放战争期间，以新四军为主体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奋战华东战场，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与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一起同国民党军决战淮海，打过长江，为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彪炳千秋的历史性贡献。
　　所以，从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全局来审视70年前新四军的东进，人们就可以更加看清楚它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东进，是当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中国抗战全局出发为新四军作出的唯一正确的战略决策；只有东进，新四军才能发扬擅长游击战的优势，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战的前线，死死地拖住敌人，有效地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只有东进，新四军才能赢得民心，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变少为多，变弱为强，不断发展壮大。当年新四军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东进壮举，真是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现在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但那个时代铸就的抗战精神，却历久而弥新。它将激励和鼓舞后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对各种挑战、风险与困难，坚定不移地沿着共产党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