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的第二个春天

我爸爸徐中尼活到84岁，他是2003年走的，改革开放后的舒心日子，他享受了25年，那是他坎坷人生中的第二个春天。
      先要花点笔墨说说老爸的“第一春”。
      1941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胶着相持的艰苦岁月。三名20岁上下的青年人结伴从上海悄悄前往苏北，投奔那里的新四军部队，爸爸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刚从新闻教育家顾执中先生创办的民治新专毕业，由于受进步思想影响，毅然离开地主家庭，走上革命之路。一年后，他在部队入党，并担任苏中三分区机关报《江潮报》总编辑。新四军里的这支拿笔战斗的队伍，在敌人频繁的“扫荡”、“清剿”中，昼伏夜行地穿插在敌伪碉堡封锁线之间，坚持出报。爸爸作为年轻的总编辑，不仅写社论、改稿子、编版面，而且刻钢板、画插图，连报名“江潮报”三个字都是他的手迹——爸爸写了毛笔字，用木头刻出来，每份油印报都像盖图章一样盖上紫色的报头。关于那段难忘岁月，爸爸在上世纪80年代初撰写了长篇回忆文章《江潮滚滚》，刊登在江苏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丛书《江海激浪》中。

解放后，爸爸在新华社华东分社工作，负责上海工业方面报道，撰写了一大批有质量的消息、通讯、调查报告和内参。其中最出名的一篇，就是在上海实行公私合营之时对中国最大资本家荣毅仁的专访，后来被收入《中国新闻名通讯100篇》一书。爸爸也因其连年的出色成绩，荣获1956年“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然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葬送了爸爸的“春风得意”，他因对当时国内外局势在私下的议论，被打成“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下放东北边陲，而且一去就是20年。在这两顶吓人政治帽子的重压之下，爸爸和我们全家是怎样艰难度日、怎样捱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本文就不赘述了。但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懂得：对爸爸来说，最难熬的不是艰苦生活，而是应有的政治身份被剥夺，被革命队伍视为“异己”，满怀抱负和才华不能施展的精神苦闷。还有一点，是爸爸后来告诉我们的，就是对儿女们政治前途的担忧，因为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氛围里，他那么严重的问题不可能不影响到孩子的命运。
      “四人帮”被粉碎后，历史车轮驶进1978年。伟大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后来深刻改变中国面貌的改革开放，都以30年前的这一年为发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潮对党和国家的影响，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历史新时期。她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不亚于党领导人民创立新中国。
      “春江水暖鸭先知”。爸爸的冤案平反了，他兴奋地说：“中央有这样大的勇气和魄力来纠正‘左’的错误，太了不起了!”他深受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之苦，莫须有的整人罪名之痛，从内心欢呼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他不仅为自己政治厄运的结束而高兴，更为他那样的悲剧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重演而欣慰。要知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像我家这样在政治上获得新生的家庭何止成千上万!

爸爸回到新华社上海分社，作为党组成员分工抓经济报道。这时的他，已近花甲之年，而且因为在战争年代落下的“蜘蛛网膜炎后遗症”的影响，左腿瘸行，靠拄手杖走路。但爸爸没什么怨言，只想为党多干工作，因为他又回到革命队伍，重新被信任、被重用、被肯定……从他身上焕发出来的精神力量令我们惊讶。他不能到第一线采访，就坐镇指挥，听汇报、出点子、改稿子，并花很大精力带教中青年记者。他走路虽然困难，却可以骑个小轮自行车上班，坚持了4年工作，直到1983年离休。
      198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的时候，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创办《大江南北》杂志。编辑部由上海新闻、出版、大专院校、部队离休下来的一些新四军老战士组成，爸爸被江岚（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老领导力荐出山，担任主编。此后，他抱病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0年。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新四军老领导叶飞，生前非常关心这本刊物，给予很多帮助和指导。巧的是，当年爸爸在新四军苏中三分区《江潮报》工作时，担任新四军一旅司令员兼政委的叶飞，就兼任苏中三地委书记和《江潮报》社长。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没想到又在老首长亲切关怀下工作了，爸爸仿佛找到了在战火中办《江潮报》的感觉。他在向老首长汇报筹备工作时说，他和其他办刊的人虽然多是新四军老战士，但对军史缺乏系统了解和研究，惟恐掌握不住纲要和焦点。叶飞就让爸爸带人去参加当年在南京召开的由他和张震同志主持的大型军史丛书《新四军》的编纂工作会议。开完这个会，方向明确了，爸爸也从此开始认真研究新四军历史。
      《大江南北》创刊后不久，发起了对作家黎汝清长篇小说《皖南事变》的大讨论，由于涉及如何评价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等重大问题，许多老战士和史学工作者踊跃投稿，提出各自不同意见，争论到后来言辞激烈，针锋相对，甚至给对方上纲上线扣帽子。编辑部的同志感到压力很大。爸爸对这一讨论方向的把握，显示了他的政治判断力和大局观，既鼓励学术争鸣，议论风生，又使之具有一定的“度”，不出格，不逾矩。我记得爸爸花了许多精力，反复阅读小说和读者来稿、文献史料，然后撰写了以“丰人”笔名发表的文章《关键在于抓精神实质》，谈了几个重要的观点，为这场历时两年多的大讨论收了尾。
      《大江南北》的办刊宗旨是“老战士回顾战斗历程，新一代继承革命传统”，爸爸带领编辑部始终认真贯彻这一宗旨。杂志创办之初，一时打不开局面，而当时不少期刊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销路却不错。有的同志出于发行、经营等方面考虑，提出能否也迎合“市场需求”，刊登有“卖点”的稿子。但爸爸态度是鲜明的——《大江南北》决不能媚俗!为把刊物办好，他和编辑部的同志动了很多脑筋，其中很大功夫花在提高革命回忆录写作水平上。爸爸他们调动各自的人脉资源，向那些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俱佳的老领导、老战友约稿。爸爸所熟悉的老领导、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叶飞副委员长夫人王于耕，就应约先后为《大江南北》写了七八篇怀念革命战友的回忆录，她笔下那些有血有肉、声情并茂的人物，深深地感染着广大读者，被誉为“创造了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新范式”。
      爸爸对我说过，有些老同志写回忆文章，热情很高但文字较差，如果编辑部不采用，他就很不高兴，结果把他得罪了。还有人认为，研究会办杂志就是搞个会刊，应该放宽尺度，把老同志的文章都登上去。但爸爸他们认为，《大江南北》不能办成老同志“自娱自乐”的会刊，进行革命优良传统教育，一定要在内容和写作上吸引读者，否则就不可能打动新一代，也就失去了办刊意义。他们一方面帮助老同志提高写作能力，一方面开设栏目、举办征文，尽量吸引年轻人投稿，甚至让青少年学生也参与进来。从海军离休的副主编唐功儒是爸爸的得力助手，他提出的“历史与现实结合，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备”的编辑方针，爸爸非常赞成，后来这两句话印上了杂志的目录页，一直到今天都被编辑部认真践行着。
      上世纪90年代，爸爸身患的“蜘蛛网膜炎后遗症”更严重了，麻痹部位从腰椎上升到胸椎，他坐上了轮椅，每周由我妈妈推着去杂志社上两或三天班，至少有5年之久。1995年，爸爸主动退出了主编岗位，并推荐了接班的合适人选。他以病残之躯坚持工作的顽强毅力，激励着杂志社的所有员工。一些先后在《大江南北》工作过的中青年同志，近几年每当遇到我，都会说起“徐老”所具备的人格魅力，所给予的人生指点。爸爸退下后，依然非常关心杂志，每期都认真阅读，还会打电话给编辑部提出意见或建议；就是在他呼吸衰竭、说话都困难的情况下，只要有人跟他谈《大江南北》，他就来了精神，眼睛就会发亮。如今，这本“主旋律”杂志越办越好，影响力不断扩大，发行量已达到12万份。
      1999年春，我推着爸爸去参加《大江南北》全国联络站会议，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杂志社的活动。礼堂很大，各地前来的老战士济济一堂，场面热闹。开会了，主持人在介绍完主席台上的领导和嘉宾后，把手往会场旁边过道一指，说：“还有一位老同志，因为腿脚不方便，没坐到台上来，他就是《大江南北》创办人之一、我们的首任主编徐中尼同志!”全场的目光一下子投向爸爸，向这位“轮椅主编”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坐在旁边的我被这一刻感动了，眼前仿佛出现了幻觉——那位战争年代意气风发的《江潮报》总编辑轻快地走来，和眼前这位老骥伏枥的《大江南北》主编握手、交谈，两人重叠、融合在一起……我的心声，为老爸的“两个春天”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