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读者为本进一步办好《大江南北》

我把参加《大江南北》每年一次的联络站会议，作为向同志们学习、来“充电”的机会。
　　今年的会议开得好，提高了我对新四军“东进”伟大意义的认识。听了各分组讨论的大会发言，看了许多书面材料，完全同意许多同志的看法，我们杂志社和各地联络站同志都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确实成绩很大。杂志的发行数量超过十二万份，确实很不容易。大家在会上提出，对于明年增加六千份的计划，有信心完成。我听了很高兴。六千份是十二万份的5%，一年增加5%，逐年递增，到2015年，就可能超过15万份。我现在是89岁，健康状况还不错，我要争取多活几年，活到2015年，看到《大江南北》发行量达到这个新的高度。
　　有同志在会上提出要开辟新的发行渠道，我很赞成。巩固已有的阵地，开辟新的阵地，不断打开新的局面，符合发展规律，一定会取得新的胜利。
　　你们提出开辟新的发行阵地，使人想到可否把农民工也作为开辟的对象？我们江、浙、沪都有许多农民工，上海现在的“户籍”人口是1300-1400万，非“户籍”人口约300-400万。到城镇来打工的，大多读过高小和初中，少数人的学历还要高一些。就是说，他们大多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工工作辛苦，收入低，但他们为各地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他们的文化生活很缺少。如果能把我们的杂志送到他们手里，可能会受到他们欢迎。我们杂志上登的革命史料，可能对他们起激励作用。他们边劳动，边学习上进，将来可能出现一批回老家改变家乡面貌的人才。
　　在农民工当中发展读者，有的联络站已开始在做，好像是由用人单位订了给他们看，这是好的，可否想办法直接向农民工发行？比如让一些热心人做“志愿者”，把我们的刊物送给农民工看，如果看了有兴趣，就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给他们，而且由他们几个人凑钱订一份共读。有了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由这些人去向别的伙伴介绍我们的刊物，再逐步扩大。我的体会，自己出钱订的与单位订的在感情上是不大一样的。这个工作也可以像文化扶贫那样，采用向老、少、边、贫地区的困学校赠送刊物的办法，由一些热心的老同志资助些钱，把它做起来。
　　我的上述想法，可能不大切合实际，我想，只要在向农民工推广我们刊物这一点上认识相同，那具体的做法，可以在实践中创造。
　　我们追求扩大发行，不单是为了增加数量，我们的目的是争取刊物真正在读者中起到作用。重视学用，是我们的好传统。每年的联络站会议上，都有这方面的材料。前两年还有的同志提出“以学用带动发行”。我是很赞成的。讲话要有人听，办报、办杂志要有人看。如果有的单位、部门订了我们的杂志，放在那里没人看，真太可惜了。我希望我们杂志和联络站的同志，进一步发扬我们重视学用的传统，更加重视学和用。当然不可能每一份杂志都有人看，但应该要求和争取把学用的比例逐步提高，创造出许多鼓励学用的方法，在以后的联络站会议上，多交流这方面的收获和经验。
　　我在安徽新闻界的一些老战友，办了一份《安徽老年报》，办得相当的好。他们白手起家办报，白手起家办印刷厂，以印刷厂的利润支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活动经费，受到大家的好评。前年他们创刊多少周年，要我给他们写几句话。我写：我们党以民为本，落实到办报，是否可以以读者为本？他们很赞成我的想法，把它以红色登在报眼上。我有这个想法，是受到邹韬奋同志的启发。韬奋同志热爱读者的精神，更令人感动。抗战以前他在上海办《生活》周刊，有个女青年读者有厌世思想，韬奋亲自给她写了7000字的回信，帮助这个读者重新振作起来。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办杂志（他办的刊物因为常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刊名改过多次，但《生活》周刊的精神一直不变），遇到日本飞机来轰炸，警报声起，他抱着作者的稿子和读者的来信进防空洞，很少带他衣物等东西。韬奋热爱读者，读者也热爱他办的刊物，抗战前，《生活》周刊发行量超过10万份。国民党请他加入国民党，韬奋不接受。国民党采用停邮的办法封锁《生活》周刊，就是只允许这家刊物在上海市区零售，不让邮局把《生活》寄往外地。《生活》的读者群起反对，不论是在铁路上工作的读者，还是民航、海运工作的读者，纷纷把《生活》带出上海，带到全国各地，不但冲破了国民党的“停邮”封锁，还扩大了《生活》的读者群。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大江南北》杂志社能够在原来已经重视和读者联系的基础上，再前进一大步，更上一层楼，把读者和我们杂志的感情，搞得更深一些，更厚一些，忠实读者人数更多一些。
　　各地联络站，是我们的依靠，是联络站的几千双手，托起、托着《大江南北》，加强和读者的联系，加深和读者的感情，也要依靠各地联络站同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谢谢大家。
　　（编者注：这是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王维同志在本社第十六次联络站工作会议上的即席发言，在我们刊登时，他自己又作了些补充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