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壮大铁军

一

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成的。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战士，始终是新四军的坚强骨干。

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得到了八路军的大力支援。还在新四军组建之初，中共中央就派来了许多八路军的重要干部。1941年1月，新四军在经历了皖南事变之后重建军部，又有四支南下华中的八路军部队编入新四军。他们是：八路军第2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师部和第8、第10旅，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7旅，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编入新四军第9旅，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

新四军的发展壮大，还因为有第三种力量加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以及一些共产党员自行组建的抗日武装。例如，中共江苏省委1938年在江阴一带组建了江南抗日义勇军。共产党员管文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回到家乡组建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这两支部队不久编入新四军，使得挺进苏南敌后的新四军第1支队，实力迅速有了成倍增长。

陆续编入新四军的，还有爱国人士组建的抗日武装。这些爱国人士，有国民党当局委任的县长、区长、乡长，其他政府官员和军官，也有医生、教师、学生等知识分子。我想可以称为组成新四军的第四种力量。在新四军的史书中，对这些抗日武装及其领导人虽有所提及，往往相当简略。本文将对此着重记述，但限于篇幅，也只能介绍几位代表人物。

二

1939年8月29日，河南省永城县县长鲁雨亭率领抗日游击队900余人，集体参加新四军，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1总队，鲁雨亭任总队长。

鲁雨亭（1899~1940），名鸿逵，雨亭是他的字。永城县人。1919年他考入河南开封的宏威军士学校，后在旧军队当过掌旗官、军法官，还当过河北省武安县县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回到家乡任县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不久日军侵占永城县城，鲁雨亭到农村发动群众，组建了一支游击队，打击日军，铲除汉奸。游击队迅速发展，取得了湖西人民义勇军第2总队第2支队的番号。

1938年1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到永城附近。鲁雨亭立即派人联系，要求合作抗日。在这期间，国民党方面曾提出收编这支部队，对鲁雨亭许以高官厚禄。鲁雨亭不为所动，决定率部投奔坚决抗日的新四军。

1938年9月30日，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出发时，仅有373人。一路上他们与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抗日武装会师合编，又有鲁雨亭领导的永城游击队加入，到1939年12月，即已发展为4个总队，7个团，共12321人。两年后，这支部队编为新四军第4师。

鲁雨亭参加新四军后，率领第1总队在豫皖两省边境创建夏（邑）永（城）砀（山）抗日根据地，多次给予日伪军沉重的打击。1940年4月1日，日伪军数千人向第1总队发起报复性进攻。鲁雨亭指挥一部兵力，在李黑楼抗击日伪军的进攻，掩护大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日伪军集中兵力向李黑楼扑来。鲁雨亭中弹负伤，还抓起机枪向敌猛扫。傍晚突围时，他又身中数弹，英勇殉国。

1939年1月20日，河南省信阳县县长李德纯率领信阳挺进队，和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在四望山北麓会师。当天晚上，李先念和李德纯作了彻夜长谈。李德纯当即决定：信阳挺进队归新四军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李德纯（1898~1977），湖北省汉阳县人。1926年从广东医科大学毕业，到国民革命军任卫生队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赴日本，入明治大学学习经济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弃学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春他任信阳县县长，并与中共信阳县委建立了联系。这年10月12日，日军侵占信阳县城。李德纯率领县常备队一个中队和警察退到农村，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将附近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信阳挺进队，李德纯兼任司令。在四望山区，他们多次击退日军的“扫荡”，相机打击伪军和惩治汉奸。到1939年4月，已发展到2900余人。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南下时，只有160余人。由于信阳挺进队等抗日武装陆续编入，到这年11月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时，已有6200余人。两年后，这支部队编为新四军第5师。

李德纯在信阳挺进队编入新四军以后，改名朱毅，于1939年10月到了皖南，任新四军教导总队队列处处长。1940年他随陈毅北渡长江，在苏中任税务总局局长和财政经济处处长。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军部，朱毅任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部长兼江淮银行行长。此后，他长期做经济工作或组织军工生产，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持。

在国民党的军政官员中，像鲁雨亭、李德纯这样的爱国志士不少。他们为抗日救国而投奔新四军，追随共产党。有的还为此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曾任江苏省泰兴县教育局局长的巫恒通（1902~1941），1939年7月在家乡联络亲友，筹集人枪，组建了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这年11月，他率领自卫团接受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领导，改编为新编第3团，任团长。在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后，巫恒通率领新3团坚持茅山地区的斗争，英勇反击日伪军的“扫荡”。1941年4月茅山地区成立苏南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巫恒通任专员并兼句容县县长。这年9月6日，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利用阴雨天气，突然袭击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所在的大坝上村。巫恒通在战斗中负伤被俘。他在狱中拒医绝食，对日军的威胁和利诱毫不动摇，在绝食9天后，于9月14日壮烈殉国。

曾任安徽省采石邮政局局长的刘一鸿（1906~1943），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当涂，变卖田产，购买武器，组建了一支抗日自卫武装。1938年6月新四军第1支队东进苏南，和刘一鸿建立了联系。7月6日，刘一鸿就率领自卫武装，配合新四军第1团进行了朱门战斗。在多次配合作战互相增进了解以后，1939年4月，这支自卫武装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特务营，刘一鸿任营长，继续在苏皖两省毗连的江宁、溧水、当涂与日伪军战斗。1943年5月21日，刘一鸿任新四军第6师第16旅第46团副团长时，用自制的土迫击炮试射，因炮弹在炮筒中爆炸牺牲。

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有这样的爱国情怀。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民族危亡关头，他们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战场，走进了新四军的行列。

生长于中医世家的任天石（1913~1948），1932年赴上海入中国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家乡常熟行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变卖祖产，又向乡亲劝募，用所得经费收购国民党军溃逃时丢下的武器弹药，于1938年7月组建了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任大队长。这支抗日武装在敌后迅速扩大，1939年成立总部，任天石被推举为司令。1940年4月，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到苏南东路领导抗日斗争，此时刚加入共产党的任天石立即接受新四军的指挥，参与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坚持。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苏州县长、常熟县长，经历了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而得以幸存，但却在1947年1月3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48年冬在南京被杀害。

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的朱廉贻（1904~1941），一度从政，因受排挤，回到家乡丹阳当小学教师。1938年2月丹阳沦陷，他在都观、白鹤、司徒3个乡发动群众，组建了观鹤抗日自卫团，任团长。8月，他率部编入新四军挺进纵队，参加了攻打扬中、保卫郭村、黄桥决战等著名战斗。1941年2月22日，朱廉贻任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时，因遭日军的突然袭击牺牲。

也是小学教师的陈舜仪（1912~1946），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家乡安徽天长组建了抗日自卫武装，接着又组织了天长青年救国会，天长战时训练班，天长县民众动员委员会，通过这些组织发动各界群众，扩大抗日武装。1939年6月，中共苏皖省委派人来天长开展工作，与陈舜仪建立联系。8月，陈舜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合法身份掩护地下党的工作，还率领自卫队配合新四军，多次粉碎日伪军对天长地区的“扫荡”。1940年4月成立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陈舜仪为第一任县长。1943年2月天长县与高邮县合并，他任中共天高县委书记、县长并兼新四军天高支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舜仪因积劳成疾，于1946年3月病故。

四

这些爱国人士，出身各异，经历不同，为什么都率领他们组建的抗日武装加入了新四军？

首先是新四军高举抗日的旗帜，在环境险恶的敌人后方，勇敢地以弱击强，坚定地为民族独立而战，因而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对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扬中的民校校长李培根（1910~1941），在1938年2月日军占领扬中县城后，为寻求抗日，参加了驻泰兴的国民党军张松山部。后来他看出张松山并不积极抗日，就在张部秘密组织抗日同盟会，相约携带武器弹药潜回扬中，参加新四军挺进纵队。李培根曾任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1941年1月24日在镇江附近与伪军作战牺牲。

还有泰县的教师黄重厚（1909~1941），1938年就在家乡组建了抗日自卫武装。后来这支队伍编为江苏省保安第8旅的一个营，黄重厚任营长。他逐渐认清这支国民党部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于1941年3月率部投奔新四军联抗部队。这年7月21日，黄重厚在盐城西北与日军遭遇战中牺牲。

其次，新四军遵循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抗日纲领，重视发动群众，倡导全民抗战，对各种民间抗日武装都很关注，往往主动联络，寻求合作。

句容县自封“游击司令”的许维新（1902~1941），起初是率领一支队伍劫富济贫，与恶霸地主作斗争。日军入侵苏南后，他们也袭击日军，甚至攻打过两个日军据点。1938年6月陈毅率新四军第1支队挺进苏南，立即亲自拜访许维新，向他讲解团结抗日的道理。8月，许维新的队伍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独立营。他们多次袭击和伏击日军，1939年2月8日配合第2团夜袭东湾据点，取得了击毙日军79人的重大胜利。1941年5月，许维新任溧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8月7日被内奸杀害。

前面介绍的刘一鸿及其自卫武装，也是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主动写信联络，从合作抗日发展到编入新四军。

第三，新四军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都采取团结合作的态度。即使是成份颇为复杂的队伍，也给予扶持和帮助，因而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可以说，这些抗日武装在编入新四军的前后，都有一个接受帮助乃至改造的过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新四军正是有着大海一般不辞涓流的胸怀，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时期的敌人后方，斗争十分复杂。除了占领点和线的日伪军，既有国民党军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有各种旗号的民间抗日武装，还有原来的土匪和后来由国民党军溃兵组成的土匪。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局面中，新四军难免一时难以识别，也有过处置不当的失误。1939年3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在东进途中，曾将活动于萧县、宿县边境东仁台的一支以矿工为主的民间抗日武装，误当作土匪予以缴械。在新四军的历史上，这只是个例，可称瑕不掩瑜，但为了记取经验教训，也应当记上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