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下”的战斗岁月里

向苏浙发展，是我军向东南发展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在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进入战略反攻的重要战略决策。1944年9月27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这一年的冬天，新四军军部命令从盐阜区、淮海区调集30多名浙江籍的干部组成南下干部工作队，渡过长江去开辟浙江根据地。时任沭阳县文工队指导员的张伏年奉调南下。从此，他进入了艰难的战斗岁月。

三渡长江   插进浙西     
　　按照华中局的指示，两条载着干部队的船只，加上十几条装着药品、民用品的民工船，由镇（江）句（容）县委书记彭炎负责渡江南下。经过研究后，大家一致认为，从仪征大河口渡江，在丁蜀与高资两地之间的江边登岸，直接冲过封锁线，就能实现“南下”。这条路线除了快捷之外，又可以减少与日伪发生正面冲突。
　　初冬之夜，地处仪征的长江水面，风急浪高，一片漆黑。这种恶劣的天气，对隐蔽渡江来说，却是个好时机。后半夜时分，彭炎一声令下，原淮海区干部队的领队郑华光带着两条配有武装的干部船率先出发，十几条民工船随后也扯篷扬帆，向对岸进发。船行不久，江面上就涌起弥天大雾。四周静悄悄的，大家渐渐地都入睡了。拂晓时分，江面上的迷雾散了，船也停泊了，大家以为到达了对岸。可是，仔细一看，大家全都傻了眼：干部船，以及零零落落地停泊着的几条民工船，并没有到达彼岸，而是停靠在江心小岛“世业洲”边。正当大家焦急不安时，就见散失的船儿一条一条地都聚了过来。一问情况，才知道，那是由于掌舵的船老大们在夜雾中迷失了方向。所幸的是，人和船都平安无事，天一亮就又聚到了一起。
　　人船无恙，肚子却饿了。张伏年和两名干部上了岸，穿过一片芦苇丛，找到了当地的一个保长，解决了吃饭问题。彭炎命令船只都隐蔽起来，待入夜后，再寻机过江。
　　入夜，月色很好，大家都急着要过江。彭炎说：你们别动，我一个人先过江去找地方武装前来接应。谁知，一直等到后半夜，彭炎依然没有回来。这时，江面平静，正是渡江的好机会。船队开始渡江，船行不远，就听见一阵“突、突、突”的声响。糟了！这是鬼子巡逻艇的马达声。在这十几条船里，除了载着南下干部的两条船上有十几支手枪外，装载医药、民用品的民工船没有一件武器，是不足以抗击敌汽艇上全副武装的鬼子兵的。幸好，我们的船只没有暴露，敌艇不一会儿就开走了。这时，郑华光要求组织一支突击队，先行过江。时不我待，张伏年表示愿意参加。郑华光带领突击队率先出发，十几条落篷的民工船紧随其后，向对岸进发了。
　　按照事先的约定，突击队是第一条船，如发现敌人，就进行阻击，掩护其他船登岸。没想到，民工船却率先登了岸，他们非但不懂得隐蔽，还大声喧哗。武装的干部船还未靠岸，埋伏在岸边的敌人就开了火。一时间，机枪、步枪一齐射来，民工们四处逃散。大家见状，赶紧升桅扯篷往回撤退。谁知，由于用力过猛，桅篷的轱辘给扯偏了，篷帆扯不动。这时，干部队里有位同志挺身而出，他叫船老大干脆放下桅杆，桅杆放下后，他就立即爬了过去将轱辘拉正，这才顺利地扯起了船篷。这时，江上刮起一阵东风，潮水也上涨，船队顺风顺水又折回了大河口。
　　回到大河口，大家发觉少了一条船，便急了，因为船上载有女同志和几位体弱的干部。大家留在大河口，分头寻找。这件事，惊动了华中局的领导，下令仪征县政府进行寻找。经过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那条失散了好几天的船，全体南下干部终于又在黄花塘汇聚。
　　1945年的初春，南下干部队经过休整，决定再渡长江去浙西开辟根据地。这件事，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十分关心，前来亲切地看望大家，说：你们南下过江，没有武装护送怎么行？于是，他派了一支精干的武装小分队将干部队顺利地护送过了长江。南下干部工作队一路跋山涉水，于5月间到达了浙西孝丰县，遇见了区党委副书记金明、组织部长杨纯。他们分配张伏年到武康县莫干区当区委副书记兼农会会长。

孝丰筹粮    支援前方    
　　1945年，原来就产米不足的天目山地区又发生严重灾荒，粮食歉收，而顽军又封锁了皖南粮道，由此，我新四军吃粮问题更为突出。一般部队只有十天的存粮，部队改吃稀饭，一天还只能吃一顿，个别单位还断了炊，有的以野菜、竹笋充饥。饥饿难忍的老百姓开始吃起了青苗。这时，我军的粮食供应，全指望根据地筹粮支援。
　　此前，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指挥部队开始了著名的“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第一纵队司令王必成奉命由浙江长兴县槐花坎出发，向莫干山挺进，揭开了战役的序幕。一纵沿途粉碎了安吉、梅溪等地的日伪军的阻挠，控制了武康、三桥埠、递铺一线。一纵指战员的仗打得很漂亮，却忍饥挨饿。浙西区党委既为前方打了胜仗而高兴，也为指战员挨饿而难受。这时，区专员公署的一位干部带来区党委指示：为了不让部队断炊，各地要大力紧急筹粮。这时，身为武康县莫干区区委副书记的张伏年，便以农会主任的身份外出筹粮。那时，吃粮无忧的是那些地主、国民党官员。张伏年觉得，这是筹粮的主要渠道。于是，他深入村、镇，召集积极分子提供情况，趁夜出动，一家一户地去突击筹粮，很快就筹得了一万多斤粮食。他又动员了100多名民工，一路翻山越岭将粮食挑到了一纵所在地安吉县递铺镇。
　　从递铺回来后，鬼子开始对武康一带进行新一轮的“扫荡”。当时，莫干山区委书记兼区长老金因病上山打埋伏，22岁的张伏年就挑起重担，带着几十名区大队队员上山打游击。由于鬼子进行疯狂的封锁，游击队也缺粮严重。他就领着大家一起挖毛笋充饥，鞋子坏了就打草鞋穿。一天，他带领游击队员来到皖南粮道附近的劳岭村时，与一个从三桥埠镇来的伪军特务相遇。在追捕中，那特务窜进了一片竹林。张伏年紧追不舍。突然，光脚穿草鞋的他一脚重重地踩在了林间的毛竹根上，顿时就流血不止。他顾不得疼痛，一路猛追，终于捉住了特务。那时，游击队缺医少药，张伏年脚底受伤，不能行走，被担架抬进了一位姓蒋的老乡家里养伤。为了能让游击队战士和受伤的张伏年吃上一口粮食，蒋家老夫妻俩将藏着舍不得吃的一点霉蛀了的米，拿出来熬粥给他们喝。大娘还说要给张伏年纳鞋底做一双布鞋，令他感动不已。伤好归队后，张伏年就带上米，到那位姓蒋的老乡家里，加倍还给他们。这令蒋氏夫妻很感动，说：你们借了一点霉蛀的米，还来还，而且加倍用好米来偿还，新四军真是我们老百姓的部队！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谈，签订了“双十协定”。根据协定，我新四军撤向江北。那时，身居深山打游击的张伏年因消息闭塞，对此情况一无所知。一天，张伏年接到命令要他带领队伍急行军，一夜之内赶到晓墅镇集结。到达目的地时，他才得知，我新四军已开始“北撤”。张伏年他们到达宜兴丁山镇时，只见人来人往，河里停满了船，到处都是我军“北撤”的干部战士。上级找他谈话，说：新四军虽奉命北撤，但江南一带不能“真空”，应当保留一部分武装，留下“火种”，决定莫干山区大队留下来。又征求张伏年的意见，说：至于你的去留，你自己决定。看着那些熟悉的战友一个个都随部队北撤去了，张伏年真想与他们一起去战斗。但一想到留下来也是革命的需要时，他就欣然同意留了下来，并把部队拉到了张渚参加整编。当时，新四军浙西留守处宣告成立，组成了留守处下属的一个警卫大队。张伏年所带的队伍成为警卫大队的一部分。他被任命为副大队长。
　　说起当年三渡长江南下奔赴浙西开辟根据地，说起为粟裕司令的部队“三打天目山”筹粮，说起坚持在莫干山打游击，张伏年，这位年已八十有五的老新四军战士感慨地说：在“南下”的难忘战斗岁月里，我们之所以能坚持在浙西，还不断地打胜仗，那是与老百姓的支援分不开的。这也是我军的胜利之本，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