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年华

克骥走了，走得很远很远。
　　克骥时刻与我相伴，眼前，心里，很近很近。
　　克骥于1917年1月20日（农历丙辰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生在福建崇安县，就是现在的武夷山市。克骥由一名爱国热血青年成长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共和国的将军，走过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崇安曾是闽浙赣老区的中心地带，播下了广泛的革命影响，克骥从小就同母亲一样同情穷苦人民。母亲带他到北京上小学，寄居在二姨家。二姨父是位高级知识分子，思想进步。一位舅舅和在京求学的几位叔舅辈崇安同乡是共产党员。他们经常聚会、讨论，有时还叫他放哨。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受到革命的启蒙。1925年孙中山逝世，1926年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1927年李大钊遇难，他身历其境，亲见烈士的鲜血，肃立于悼念送葬行列，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深深的烙印。在福州上中学时，与几位挚友组织读书会，同读鲁迅、巴金著作，同研马列主义理论，同唱抗日救亡歌曲，同把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幸福作为己任。1932年冬经俞长樾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春由孙大光介绍参加共产党，1938年初，经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张云逸调入新四军三支队任宣教科长。克骥追求光明，寻找真理，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确立了革命人生观。他的献身革命基于高度的思想觉悟，深厚的理论准备和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完全自觉和坚定不移的。他的革命自觉性和坚定性支持他一生能勇往直前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所以，他在共青团遭受破坏失去组织联系时，能坚持革命工作，独立开展活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积极寻找党组织。在跟随中共代表、八路军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同国民党谈判时，不避艰险机智灵活地完成秘密联络任务，寻找闽东部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他的革命自觉和坚定信念使他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年代始终保持革命朝气和政治敏感，在风云变幻中头脑清醒，在扑朔迷离中方向明确。他不唯上而唯实，不人云亦云而有自己的见解，不随波逐流而迎难而上，敢于坚持真理勇于负责，讲真话办实事。
　　克骥好读书，尤其喜欢历史和文学，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一读再读，对古文诗词更是偏爱，并有深厚的功底。他对子女包括第三代，从小教以唐诗作为文化启蒙，我家孩子个个都会背唐诗。他喜欢买书，我们一起上街，我和孩子到百货公司选购衣物，他就自个儿去逛书店或淘旧书摊。我家的书房满屋子都是书，孩子们在书的海洋里感受书香薰陶，也养成了读书习惯。克骥有多方面的兴趣，书法、写作、唱歌、下棋、集邮、打猎、钓鱼、种花都有相当水平。他买了很多字帖，比较喜欢颜体，每天早上要用《参考消息》写几张字，可是他从来不给别人写字，他对求他写字的人说“你们家如果闹鬼，我就写一张字贴在你门口”婉然谢绝了。他吹得一口好口琴。周末孩子们回家，往往孩子们唱苏联歌曲，他以口琴伴奏，全家和谐欢乐。周末又是全家团聚的机会，孩子们交流学习心得和所见所闻，我们也参与其中平等议论。但有一条克骥非常明确，家中绝不谈他工作上的事。他叮嘱警卫班不要阻拦找他的人，他认为人家来找总是有事，有的休息日，我和孩子刚刚起床，他已经在客厅里接见来访的人了。
　　抗战初期，克骥从新四军三支队调到军部抗敌报社后不久，随军部巡视团到江南指挥部巡视，他同另外几位同志一起被陈老总留下工作。从此他长期是陈毅、粟裕麾下一员。在苏中、华东、军事科学院期间更是直接在粟裕将军手下工作。他很崇敬粟裕将军，粟裕将军也很器重、爱护克骥。粟裕将军逝世后，受楚青同志委托，经杨尚昆主席批准，由他主编《粟裕军事文集》《粟裕论苏中抗战》。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他把自己的家作为编辑组活动场所，依靠几位离休老同志发挥余热终于完成任务。从搜集资料到逐篇审定，到出版发行，他倾注了全部精力。淮海战役刚结束，克骥受命秘密潜入蒋区，做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的策反起义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使命。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向粟裕将军汇报，说孙克骥曾住在国民党的军舰上，是隐藏很深的内奸。粟裕将军听了大怒，厉声予以斥责说：“我了解孙克骥，他为革命出生入死，他要是内奸为什么不跑到台湾去而把第二舰队策反过来?”1975年8月，粟裕将军同克骥谈话，传达调他到南京军区工作的决定，并向他传达了“四人帮”的问题，嘱咐他，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是林彪线上的人，要与之保持距离，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是“四人帮”，提醒他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四人帮”插手部队，有情况要及时报告中央军委，若自己不方便，可以让束颖来。后来得到王洪文在上海发枪给造反派，要搞第二武装的讲话全文，我们马上报告了粟裕将军和叶帅。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拨乱反正的思想基础。《光明日报》于5月11日发表文章后，相当一些省市受“两个凡是”的禁锢，态度不明朗。克骥主持的南京军区政治部于10月1日发出《关于学习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通知》，是军队系统第一个鲜明表态的大军区。《人民日报》于次日就在头版摘要报道。三支两军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遗留的问题严重败坏了军队在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的声誉，造成军政、军民之间的隔阂。而三支两军是毛主席亲定的战略部署，谁也不敢说话。克骥认为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捂，并提出了处理的意见。1978年11月30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了记者采访他的谈话，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粉碎“四人帮”后，军区分工克骥抓清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有牵连的人和事。1978年8月廖汉生政委又要他抓落实政策工作，当时他因患轻度脑血栓正在休养，廖政委认为克骥与南京前20多年历史无关，比较超脱，由他抓这项工作最合适。他抱病承担起这项繁重而与万千干部命运攸关的任务，亲自阅看当事人的档案，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执行政策，他主持审核复查了近万名干部，一一作了正确的处理，没有留下后遗症。
　　我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入党，在挺进纵队与克骥相识进而相恋，1941年结婚。战争年代我俩分多合少，和平年代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各有自己的工作。共同的理想信念，使我们经历60多年风风雨雨始终相亲相爱，互信互助，思想上他帮助我大，生活上我照顾他多。“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把我们抛入了万丈深渊。克骥和我都被隔离审查，我们不能相见，我只知他在不断被批斗，扣在他头上的帽子越扣越多，越扣越大。但我坚信他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坚信他的坚强经得住天大的压力。克骥逝世后我清理他的遗物，发现一抽屉学习卡。那是他1968年读书的记载。那时他天天被拉出去批斗，而他在批斗过后回到囚室却坚持抓紧读马列毛著并做书卡。这有力地表明他深信太阳总要出来，何等坚贞!他是愈在困难中愈坚强，愈在黑暗中愈闪光。逆境中方见英雄本色。
　　1969年10月，林彪以战备名义发出1号命令疏散在京人员，克骥被遣送到襄樊军科五七干校。当时组织上恢复我的组织生活，算是解放我了，打算把我放到密云去。我们自被隔离审查以来，已家不成家，孩子也是东一个西一个，只留着老母亲看房子。我考虑再三，决定向克骥靠拢。组织上不同意我母亲同去我只好把老人送回老家，他带着小女儿先到襄樊。我安顿好母亲，料理了一些家务，随后也到了襄樊，看到克骥实际上过的是犯人那样的生活，几个人住在一个帐篷里，每天要干繁重的劳动，动不动就拉出去批斗，看管人员还故意刁难折磨他们。有一次他被看管人员赶的牛的牛角顶在腿上鲜血淋漓，有一次他被一锅稀饭烫得腿上的皮都掉了，医生又不给治。我被作为反革命家属去当炊事员。他们量我干不了这个活，吃不了这个苦，殊不知我是个爽直敢说敢为的人，以前人家说我是像男孩子的女孩子，有股泼辣劲，我咬紧牙关贪早摸黑地干，一干干了三年。我不仅能做饭炒菜，还会做酱、泡菜、腌萝卜干，逢年过节我还做香酥鸭，大家很喜欢吃，后来干校同志亲切地称我为束师傅。
　　克骥爱好文学，有较高的写作水平。他在中学时期就写过不少文章在报上发表，在皖南时写过一组系列报道，后来有的散失了。他的大部分著作编成《夕拾集》，1999年出版。他还很爱好书画艺术，除欣赏展品外，也留意收藏一些名家佳作，积数十年的心血，珍藏有近百幅。大部分是自己买的，有的是友人送的，他十分珍爱。暮年之际，我们考虑，若传给子女，固然可以使他们凭此衣食无忧，但也会害他们成为懒虫。特别是私人收藏不如展示大家有意义。因此决定除每个孩子留一幅作纪念外，全部88幅，包括董其昌、吴昌硕真迹等珍品，都捐给福建省美术馆。据业内行家评估，这批书画总价值不下几千万。按惯例受赠方将给予捐赠人一定的奖励，后来他们给了25万。我们就把15万捐给了克骥的母校武夷山实验小学，10万捐给了我的母校丹阳实验小学，我们自己分文未取。克骥又把自己的勋章、将军礼服、周恩来总理的委任状等28件文物以及4000本珍贵藏书捐赠给武夷山市。他在最后的时刻说：“这些藏书虽然价值不菲，但作为私人财产藏匿起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只有把它贡献给真正需要的后学青年，这种财富才能发挥作用。”
　　克骥在最后时刻还做着最后的贡献。
　　克骥是武夷山人民的好儿子，武夷山人民以克骥出自家乡为荣。克骥逝世后，武夷山市政府和人民热望克骥归葬故里。克骥生前也表达情系家乡叶落归根的愿望。当年建墓于雨花台是南京方面的安排。近年来武夷山市政府与我和家人几经磋商，我们完全支持将克骥部分骨灰移葬武夷山市列宁公园内，以顺遂武夷山人民和克骥的共同愿望。
　　克骥从远方走来又走向远方，他的人生每一步都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