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彪炳史册的光辉一生

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罗织罪名，对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进行了疯狂迫害。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同志含冤逝世。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9月20日，中共浙江温州地委常委、长期从事公安政保工作的黄荣波奉命赴京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预审工作，1980年5月17日参加刘少奇追悼大会。他接触到了大量翔实可信的材料，事实证明刘少奇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在党的建设、职工运动、武装斗争、经济建设等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值此纪念刘少奇110周年诞辰之际，黄荣波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记    者：刘少奇同志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在这一时期的业绩，您能谈谈吗？

黄荣波：可以。说起刘少奇同志领导工人运动的事，可以追溯到1922年。那年的春天，刘少奇奉命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12000余名矿工、1000余名铁路员工举行大罢工。这时，正在粤汉铁路长沙段领导全线2400多名铁路员工罢工的刘少奇，接湖南区委指示，去安源路矿领导工人罢工。9月11日，刘少奇到了安源，与先期到达的李立三同志会合。12日，他与李立三等同志议定，成立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并提出了“工人俱乐部有权代表工人向路矿交涉之权，改善工人待遇，增加工资等17项条件”，还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罢工口号。

路矿当局既不承认工人俱乐部，也不答应罢工条件。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妄图用武力来驱散工人俱乐部，镇压工人罢工。在罢工指挥部的领导下，17000多名工人同仇敌忾，不畏强暴，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退后一步，不动摇决心”，路矿当局无计可施，万分无奈，便要求罢工工人派代表参加谈判。

作为全权代表，刘少奇义无反顾地前往“公务总汇大楼”，与路矿当局谈判。他代表工人的意愿慷慨陈词，列举了大量路矿当局残酷压榨工人的罪恶行径，要求改变工人的生产、生活现状。他言词犀利，论说有据，驳得当局哑口无言。在谈判大楼外，有声势浩大的罢工阵势助威。路矿当局不得不低下头来，于9月18日与刘少奇为首的罢工谈判代表签订了“十三条协议书”。安源路矿大罢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这次大罢工中，中国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成立了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创造了第一座设施完整的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图书馆及工人党校；建立了一支建制正规的工人武装（工人矿警队）。这次大罢工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5年5月15日，上海外棉第七厂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著名工人领袖顾正红事件。刘少奇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于5月中旬从青岛立即赶回上海，参与领导上海的工人罢工斗争。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代表举行反帝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巡捕开枪镇压，死10多人，重伤几十人，造成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随后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2月29日，刘少奇到了广州。在广州各界30万人参加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全总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占领导地位；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是革命对象；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天然同盟军等观点。这与毛泽东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精神是一致的。这次大会也成为广东革命政权即将挥师北伐的全民动员大会。

这些经历，足以证明刘少奇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杰出的领导者。

记    者：在党的历史上，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对此，您有何体会？

黄荣波：这个评价对刘少奇同志来说，是恰如其分的。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极为黑暗的年月。反动政权为了镇压革命，杀人如麻，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身处白区开展地下工作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刘少奇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受党的指派，前往天津，用南开大学周教授的化名，以养病为由，住在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一家裁缝店的楼上。他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北平高级中学学生郭清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警方逮捕、酷刑致死。1936年3月31日，北大、清华、燕京上千学生抬着白棺上街游行，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当场被打伤100多人，抓走了40多人。刘少奇从报刊上了解了事态的发展，觉得当前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应抓住这一事件对党内进行民族统一战线教育、克服“左”倾冒险行动。4月5日，他署名K·V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在北方局内部刊物《火线》上发表。文章分析形势，提出斗争策略，要求改变“左”的关门主义这个主要危险。

刘少奇从1936年4月1日起，在一年的时间里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一批文章，以及《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等总结性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我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整套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在这方面，刘少奇是党内第一人。

刘少奇从党在白区工作的理论出发，灵活地在北方地区开展工作，保存和发展了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1936年4月，他根据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的建议，报请中央，由张闻天代表中央批准，薄一波等61人出狱，为党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

在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主动派人找山西老乡、共产党人薄一波“共商保晋大业”。刘少奇获悉这一情况，觉得这是大力推动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的良机，指示发展这一关系，“要和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反对共产党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锡山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他指示，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并决定成立山西统战工作的委员会，直接归北方局领导，成立山西工委，把党的工作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这一指示，推动了山西抗日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

刘少奇还派干部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的工作；派干部协助中央派出的干部做北平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工作；受此影响，山东韩复榘、四川刘湘等都派出联络人员，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共北方局接触，表示愿意共同联合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刘少奇立即行动，要林枫在天津，彭真去北平，动员舆论拥护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的行动，促使当地实力派响应。刘少奇发表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形势》，从政策、理论上宣传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稳定了华北局势，使西安事变朝着有利于全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正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的那样：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

记    者：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刘少奇不仅是位杰出的工运领袖和白区地下工作的奠基人，而且在军事上也很有才能。是这样吗？

黄荣波：是的。刘少奇在参加长征的过程中，就经历了许多次战斗，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刘少奇受命从延安出发，去陕西泾阳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达任务，随后去山西抗日前线。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开赴山西前线。刘少奇主张“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全国民族抗战”。当阎锡山又有求于共产党时，刘少奇指示：赶快抓枪杆子。不久，一支实际上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即山西新军于1937年8月成立。他还指示抽调大批干部出任各县、署要员，扩展抗日武装力量。至1939年，山西的抗日武装就发展到了30个团7万多人。刘少奇还着力培训干部，兴办抗大分校，亲自讲授《抗日游击战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先后有上千名干部经培训后分配到各个岗位。

1939年11月7日，刘少奇在安徽涡县新兴集检阅了彭雪枫部三个主力团和直属警卫部队，作了抗战形势报告，提出发展豫皖苏的新思路和“年内扩大二万至三万人，建议淮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归彭雪枫指挥，集中力量创造永城、夏邑、萧县、宿州四县根据地，健全省委、发展地方党；一二个月后，抽出一部分主力部队和省委干部到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在杞县、太康及鹿邑、中州、商丘等地建立小块根据地，以便将来联成大块根据地”。中央同意刘少奇的建议，江北新四军应迅猛向东发展。

刘少奇转移到皖东定远县后，研究了形势，认为以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张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有利。刚巧，侵华日军第六师团数千日伪军，从三面向新四军活动的全椒县周家岗“扫荡”过来，刘少奇、张云逸等研究后，决定由四支队承担反“扫荡”任务，并由徐海东指挥，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大获全胜。这一仗为建立皖东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刘少奇乘势把中原局领导健全起来。接着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使皖东津浦路两侧大片成为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根据中原局指示，皖东军政委员会在1940年3月至9月，在15个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皖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得到了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1940年6月1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指示，华中兵力布置，“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注：刘少奇的化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等均应服从胡服之指挥”。1940年11月5日，刘少奇偕黄克诚等到达海安，与陈毅、粟裕会师后，报告中央，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建议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陈毅为代总指挥，叶挺如到华中，则叶正、陈副之。中央复电同意，并委刘少奇为政委，总部迁至苏北盐城。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当蒋介石宣布撤消新四军番号时，党中央军委立即宣布重建新四军，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在刘少奇的提议下，新四军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及时补充兵员，整顿培训，连续粉碎了日伪的“清乡”、“扫荡”。1941年一年，新四军共作战2391次，打死打伤敌人3.3万余人，俘虏了2万多人，全军由9万人发展到13万人。
　　记者：黄老，当年您参加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预审工作，并对刘少奇同志的一生有了深刻的了解。您能对刘少奇同志作一总体评价吗？

黄荣波：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他在“七大”作《修改党章报告》，在“八大”作《政治报告》，他的《论党》、《论党内斗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导了我们几代人。其实，在1980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里，已经阐述得很明确：“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正如刘少奇同志说的，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的崇高地位也是历史形成的。

我认为，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一代伟人刘少奇一生最恰如其分的、也是最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