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日子里

改革开放30年，各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就，回头再看看当年思想解放的源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是越来越觉得它的影响十分广泛、深远，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是那场大讨论，引起思想大解放，为当年秋冬之间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是在它发表的当天，即1978年5月11日读到的。一读，就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它讲的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也作过很好的论述。当时，正在从思想理论上揭批“四人帮”，我认为这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经与有关同志商量，决定把新华社播发的电讯稿，在5月12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全文发表。同时，布置编辑部人员认真学习，结合学习《实践论》，做好有关的宣传报道工作。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上海各方面的热烈反应。许多单位，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和各个大学，纷纷展开讨论。形势很好。也正是这个时候，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那位部长，却当面对我说，今后，除了新华社播发的文章以外，别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你们都不要转载。他还说，上海的基层单位，他们要讨论，可以让他们讨论，但报纸也不要报道。

对于他的上述规定，我思想上是有保留的。他说的“别的报纸”，是把人民日报也包括在内了。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转载中央党报上的文章，是从来没有人说过不可以的。大家学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是件大好事，怎么又不许报道呢？我是1978年2月下旬才调回解放日报主持工作的，离开新闻工作岗位的时间很长了，对新的市委的领导同志不大熟悉，虽然心里有保留，但并未提出什么异议。

好在新华社很重视，北京几家主要报纸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新华社大多转播，我们也及时刊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上述规定，影响不大。但对本市各方面的讨论不许报道的规定，却不得不照办。他不许作新闻报道，我们报社另一位负责同志栾保俊在副刊上发表杂文，参加和支持讨论，我们报社理论部的同志，从辅导学习的角度，发了一些文章。我们尽量利用新华社播发的有关新闻，在版面安排和标题制作上多用些心思。这样，虽然差不多每天都有真理标准讨论文字见报，却缺少上海本市有关活动的报道。办报的人着急，投身讨论的人也觉得奇怪。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我利用吸收我参加市委中心组学习的机会，在学习会上建议中心组也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那位宣传部长却说中央没有规定要讨论。市委一位领导同志当即指出，邓小平同志在军队会议上讲了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中央发了文件，怎么说中央没有表态呢？这时，主持市委领导工作的同志表示，我们也可以讨论。我以为下次学习时可以讨论了，也可能争取发个消息。出于我的意料，轮到下一次学习的时候，又是那位宣传部长，却请来科技方面专家，给我们作科技方面的报告。把原来说过“可以讨论”挤掉了。这次挤掉，不知什么原因，连平时那样的学习讨论，也“暂停”了。

全国许多地方热烈讨论，不但当地报纸报道，重要的新华社还向全国发稿。但在上海，众多基层单位，广大干部热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上面不支持，有时还对有些同志联系实际作些探讨，加以指责。特别是上海报纸的不报道，太脱离实际了。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一直到当年9月中旬，即离开那篇重要论文发表近4个月的时候，才被改变。1978年9月16日和17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市委另一些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先后报道了复旦大学和上海警备区讨论真理标准的情况，不合理的规定被冲破了，各方面的讨论情况也就能陆续反映在报纸上。这在上海是个进步，但与全国其他省区市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许多地方联系实际，提出一些重要问题，比如黑龙江省委在讨论真理标准的时候，明确提出黑龙江省委是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红的，不是黑的，夺省委的权是错误的。我们收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把它登在第一版显著地位，并在标题上标出“夺省委的权是错误的”。我们这样登，却遭到那位宣传部长的批评。他问我，为什么要说夺权是错误的？我说，是你规定新华社发的稿子可以登，这篇稿子是新华社发的，说夺权是错误的是那稿子上写的，怎么又不可以了呢？我的回答使他一时不知怎么说才好。我这样顶他，他心里是不舒服的。

形势好转，形势逼人。新华社对各省区市党委领导人参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陆续作了报道，差不多大部分的省级单位都有消息，而上海的报纸上却看不到上海市委领导的动静。这很引人关注。北京新闻界有些领导同志因公来上海，也表示关心。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市民兵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讲到了真理标准讨论问题。我当面向他建议，可否在他讲话中把这个内容写进去？他说可以。也正不巧，那位宣传部长也在边上。他提出意见，说这次讲得比较简单，不如另找机会好好讲一讲，再登报。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又接受他的意见。这个机会迟迟没有找到，只能继续处于被动。

从我自己来讲，虽然一开始就认为开头那篇文章很重要，但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我还没有真正读懂它的核心内容，即它主要是对着“两个凡是”的（注）。我是在学习过程中，受到启发，在工作中遇到种种阻挠，比如前面写的黑龙江省委说夺省委的权是错误的，我认为他们说得对，但那位宣传部长却认为不对。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一月革命”的夺权是对的，只是革命果实被“四人帮”篡夺了。坚持和接受“两个凡是”的人，认为夺权是毛主席批准的，不能说是错的。弄懂了这个关键问题，对于为什么作出那些不合理的规定，为什么几次受到阻挠，也就明白了。应该说我是“见事迟”，是在参加学习讨论中逐步提高认识，努力跟上的。我的收获是很大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表了好的见解，报纸也登了，这场意义深远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普遍广泛地开展起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原来的宣传部长调动工作，中央派陈沂同志来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根据中央的部署，在市委领导下，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补课”，迎来了思想解放新的局面。

2008.9.24

注：“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的错误方针，成为彻底否定“文革”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最大障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和由此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和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