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乐迈出新中国股份制的第一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4年，我担任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厂长，提出在企业中发行“飞乐音响”股票，并成功上市，开创了中国企业由国营一统到与股份制并举的先河。1986年11月4日，当邓小平同志将“飞乐音响”股票，赠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约翰·凡尔霖后，俗称“小飞乐”的“中国第一股”这才真正让世界为之震动了。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现披露“小飞乐”开创新中国股份制先河的始末。

偶然提议，竟然成为现实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有企业到底应该怎样改革，怎样走上一条有别于计划经济的路，是许多人都在想的事情。当时，中央提出干部队伍要实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由于此时我才 40多岁，又是复旦大学毕业，所以被仪表局列入了“四化”的人才发展队伍中。从1983年开始，我担任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副厂长，1984年任厂长。

就在这个时候，长宁区工商联的同志组织开会，由于我们公司地处长宁区，所以也被邀请参加。会上，工商联的同志讲到“爱建”股份的事。关于“爱建”，当时有许多传说，其中一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传出邓小平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上海的刘靖基提出了筹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基金会”  (后来正式定名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倡议。以后，作为大家集资的“爱建”公司，经营得红红火火。由此，我也想到了我们公司需要扩大生产，但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

回到公司，我和领导班子开了会。我提出，我们公司是否也能搞个股份制小企业，既能增加资金又能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八十年代的上海企业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仍在，企业的经营范围不能随便更改。我们班子在讨论了我提出的“集资”办股份制公司的意见后，由于吃不准这个事情是否能做，于是开完会后，公司党委书记就给当时担任市委科教党委书记的吴邦国同志打电话，希望能听到他的意见。

吴邦国同志接到电话后，特地赶来我们公司，在听了我们准备内部集资，成立股份制公司扩大生产经营的想法后，他给予了热情支持。然后，我们就去银行联系。那时，我们公司对口管理的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该行静安办事处请示上级后，给予了我们 50万元人民币的“集资份额”，也就是发行的股票份额。同时，银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集资事情要做得正规，要对职工负责。在收到“集资款”——股票款后，不能打白条。

媒体关心，内部集资成了对外发股

就在我们集资准备成立股份制公司时，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去工商税务局准备公司登记时，登记处竟对我们说，没有“股份制公司”这个项目，不能登记。因此，我们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只能登记成集体企业。

成立股份制企业时，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当时许多人思想上还没有今天这样开放，对搞股份制这种新鲜事情并不理解。我们公司的上级部门一些人曾找我谈话。他们说，企业搞新产品开发、办一些小的新企业，他们都是支持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将新企业新公司搞成股份制，问题可能会很大，也可能政治上要担很大风险。

面对他们的劝说，以及其他领导的压力，我感到身上的风险大了起来。就在我考虑企业到底该如何做下去的时候，一天，上海的《新民晚报》记者潘新华来电表示，想到我们公司来采访。

二十多年前，新闻媒体还不像现在这么多，《新民晚报》可是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当时，听到有记者来采访，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人家报社重视我们，所以，就一口答应了。

采访过程中，我向记者介绍说，我们公司在搞股份制内部集资，发行股票的目的是扩大再生产等。也许是记者的职业敏感，或者是他有意识地引导吧，对于我们的内部集资，他的询问却是：你们准备向社会发行吗?

当时的人想法较简单，哪有什么大社会和小企业之分。企业从某种程度讲，也就是一个小社会。于是，我随口答应说，当然要向社会发行。这天的采访结束，第二天，《新民晚报》上刊登了我公司即将向社会发行股票的百字新闻。

媒体的力量真是强大。《新民晚报》在刊载了我们要发行股票的信息后，整个上海，整个社会都为之轰动了。几乎天天有人打电话询问《新民晚报》：“小飞乐”什么时候发行股票，怎样认购股票？终于，报社吃不消了，报社的一位党委副书记给我电话，希望我们能赶快发行股票，哪怕发行一点也是好的。因为，在读者的来电中，许多人在责难他们，甚至有人不相信他们的新闻，说他们是在搞虚假新闻等。而就在这时，上海的一个外贸学校的教师也写了封信到我单位，他赞扬我们发行股票的举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英雄’，走了一条非常伟大的道路，勇气了不得”。

听到、看到那么多人在关心我们企业的股票发行，再加上还有许多人来我们公司探问，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不要背负良心上的债，既然大家那么关心我们，希望我们对外发行股票，于是，我决定将原本全部对内销售的“集资股票”，拿出十分之一，也就是5万元对外销售。

正式对外销售股票时，销售情况意外地火爆，排队人群绕着厂区的围墙很长一段路。银行派来的两个人也忙得满头大汗。对于股票，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叙叙。发行股票前，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股票样子，为了能够发行股票，我到处打听。以后，我听到上海解放前，曾发行过南洋卷烟厂的股票。于是，我和公司里的同事，找到南洋卷烟厂在上海的办公点。他们很热情地提供了曾经发行的股票样张。于是，我们几乎没有更改地全盘翻制了他们的股票样张。

“小飞乐”开创新中国股份制先河

正式发行股票事情多，公司成立时事情也很多。银行要求我们具备12个要素，不仅要有董事会，而且还要由有影响的人来担任我们的董事。我们考虑了许多人，最后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那就是荣墨珍。荣墨珍是荣毅仁的妹妹。

当我们找到了荣墨珍后，她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在我们对外发行股票的时候，她也坚决要求申请认购1000股。1000股，也就是5万元啊，当时这个数字可不是个小数。

说到股票认购的事情，当时我公司的职工并不起劲。动员大会开了好多次，但职工就是提不起精神，甚至还责问我们领导是否带头买了？由于那时，我们上级公司规定，企业的党政干部不能认购股票，我们只能无语。一直到最后，当公司即将正式成立时，上级部门才在我们的一再说明下，允许我们象征性地认购了一股。

在印制股票方面，银行也很严格。由于害怕人家仿冒我们的股票，我们选择了到上海印钞厂这个专业的印刷厂去进行印刷。又因为怕发生其它意外，我们在拿到1万张股票后，银行的工作人员还拿着他们的那个扁平的个人印章，硬是一张一张地将戳印盖了上去。

上海飞乐音响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前，我们到了吴邦国同志家里，邀请他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他愉快地接受了。

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又在为股份制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什么掀起新一轮的争论。企业搞股份制到底是对还是错，大家都吃不准。一些吃不准形势的人和对我们做法有看法的人，都婉拒了我们的邀请。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正式成立仪式在锦江饭店举行。吴邦国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很巧妙，他没有谈有关政治上的敏感问题，而是谈企业长久发展，谈企业发展需要搞好质量等。会议在沉静的空气中结束。来参加会议的人，谁都没有讲话。空气很沉静，大家都很沉默。惟有一个人的一句话，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就是，当时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陈沂同志，在我送他出来的路上，他自言自语地说：“哦，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股份制企业……”

回来以后，我们正式到工商税务局里去登记企业的工商执照。两个月后，我们的股票正式通过银行上市。

由此，我们开创了人们议论“老八股”时，首先就要谈到的股票。我们公司则用当时筹集的资金，把企业做大做强，并成为当时人们总要谈到的公司。以后，我们还分红扩股等。虽然分红时，引发了许多现在人们说到就要笑的事情，但企业的发展，公司的发展，带动整个市场改革的新一轮步伐，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了。   

（汪建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