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中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位于江（长江）淮（淮河）河（黄河）汉（汉水）之间，是抗日战争时期华中党组织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结出的丰硕成果。其中，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发展是党史上两道靓丽的风景线。本文谨就华中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功绩，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
抗日民主政权在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此作了这样的论述：“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毛泽东将其称之为“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重温毛泽东的重要论述，回首华中抗日民主政权走过的道路，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个“艰难缔造的过程”。
华中抗日根据地开辟于1938春夏之交。此时，以新四军各个支队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起点，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初到敌后的新四军并没有委派自己的专员和县长，而是首先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抗战动员委员会等民众组织。以苏南茅山地区为例，1938年7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刚到茅山不久，即在宝堰镇主持召开了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产生了镇句金丹四县抗敌自卫总会。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专门发布布告予以承认，并宣布：“各地方抗战工作之领导，秩序之维持，由当地人民自动集会，组织抗敌自卫会起来负责。”在安徽芜湖地区，1938年8月，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主持召开了当涂县抗战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
人们要问，既然抗日民主政权那么重要，那新四军挺进敌后为什么不委派自己的专员和县长呢？这是由我党我军在华中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一方面，共产党新四军当时在华中的力量十分弱小，工作基础更加薄弱（全国抗战开始时，华中各地的党组织尚在恢复重建之中，而下山集中整编的新四军才1万余人）；另一方面，国共双方当时保持着较好的关系，陈毅曾这样谈及新四军初到苏南茅山时的情况：“到了敌后，国民党的镇江县长欢迎我们，给我们搞钱，搞情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时怎好委县长呢？不好委，
那时委了就要打仗。所以我们就有意识地不委。取得县长同意，搞了一个动员委员会，我们也减租减息，发命令要慰劳军队、捐款、搞粮食，统统经过县政府。”
正是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新四军各支队初到敌后并未急于成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是把扩大新四军的实力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陈毅说：“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将军队扩大，并实行‘号房子’政策，有多少游击司令，我就发多少委任状，不管他有多少人。国民党一来，我们已经改编了，他就不好再发委任状了。”从茅山游击区较快地转化为抗日根据地的历程，我们看到了“号房子”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华中各游击区并没有去争领导的“名分”，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英勇抗战上。同时抓好发动组织群众，安定社会秩序，加强统一战线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从而使共产党新四军的力量得到较快发展，并很快在敌后站住了脚跟。
在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抗战初期成立的抗日自卫委员会、抗战动员委员会的性质。抗日自卫委员会、抗战动员委员会最初是我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的彭真是这样表述它的性质的：“它是动员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抗日的机关，也是决定并征收合理负担、供给部队给养、逮捕审讯汉奸、颁布减租减息、改良工人生活命令的政权机关。”时任新四军苏南东路军政委员会书记的谭震林，对抗日自卫会的性质是这样表述的：“自卫会是人民的组织，是抗日的组织。它是一个群众团体，政府不能担负起领导人民抗日的时候，它是代表了政权执行一切任务，以达到人民的要求。”以上表述说明抗日自卫委员会、抗战动员委员会既是群众团体，又担负各种行政职能，所以，它们具有“半群众、半政权”的性质。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初创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二
华中抗日民主政权是伴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而成长的。在其成长过程中，不仅遭受了日伪军事进攻、政治伪化的摧残，而且遭受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限共政策的阻挠。以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方针为起点，国民党不断增派兵力进入敌后，掣肘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1940年春，国民党当局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并把反共摩擦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华中抗日民主政权遂成为国民党攻讦共产党新四军破坏“政令统一”的最大口实。
为此，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对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必要性、可能性、政权性质、人员分配、组织形式及施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明确规定。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又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要求“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作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武装自卫和巩固根据地的三大决策。在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指出：“有了根据地，就要建立政权；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款、收税，部队也就不用向人家讨饭吃了。”刘少奇的观点解除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束缚，特别是从事地方工作的干部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在皖东北根据地，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与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署专员盛子瑾联合成立了皖六区军政推进委员会，盛子瑾任主任。不久，国民党安徽省当局即以“勾结奸匪，抗击国军”的罪名将其革职查办。在盛子瑾出走后，新四军游击支队和平接管了皖六区军政推进委员会，颁布保障人权、合理负担和肃清土匪的“三大法令”，继续沿用“皖六区专员公署”名义行使职能。
在淮南根据地，1940年3月，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名义，委任了定远、滁县、凤阳、来安、嘉山、天长、盱眙、仪征、六合等12个县的县长。随后，分别召开津浦路东、路西各县抗敌联防委员会，成立了路东八县联防办事处、路西四县联防办事处。
在苏中根据地，1940年8月，新四军东进黄桥后首先成立了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随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分委发出《对于创造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成立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委任了江都、泰兴、泰县、如皋、靖江等县县长。
在苏南根据地，1940年6月，中共苏皖区委抓住国民党县长撤离敌后地区的时机，加强各地抗日自卫会、动委会的领导力量，建立健全机构，将其改造成代理县政府职能的领导机关。在苏南东路地区，1940年八九月间，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常熟、苏州、无锡等县各界代表会议，民主选举产生了各县的抗日自卫会，行使县政府职能。
综上所述，华中抗日民主政权在1940年获得了较大发展。各地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的精神，在激烈的反“扫荡”、反“摩擦”斗争中建立了各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尽管它们的组建方式和名称都各不相同，既有军民联合组建的办事处，也有由新四军政治机关委任的专员和县长，还有以自卫会、动委会为名义的代理政权，但是，它们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各阶层人士坚持抗战，独立自主地实行新民主主义。
在华中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道路上，1940年11月在海安召开的苏北临时参政会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黄桥战役的胜利一举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为了使已经取得的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在刘少奇等人的指导下，华中抗日根据地召开了苏北临时参政会。一方面，它不囿于国民政府的承认和委派；另一方面，它又参照国民参政会的章程，由党政军各方推荐，聘定了参政员。当时，在包括苏北、苏南的14个县范围内共聘定了388名参政员，其中中共代表占五分之一。会议选举韩国钧为苏北临时参政会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还将原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改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参政会的行政机关，管文蔚为主任。
这表明，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抗日民主政权的方式，团结争取各抗日阶级、阶层和各界人士投身持久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形式。
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给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发展造成巨大创伤。华中抗日根据地特别是皖南、苏南等地新四军活动区域被迫收缩，党政机关遭受破坏，干部群众被捕牺牲。日伪乘机发动大“扫荡”，使华中抗日根据地面临日伪夹击的严峻考验。
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华中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确定的“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的正确方针，从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皖南事变后不久，华中各地即迅速地建立起“参议会（参政会）—行政委员会（行政公署）—专员公署—县政府”的政权体制。
三
华中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在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方面，普遍发动人民参政运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协商调节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一改国民党统治下万马齐喑的专制局面，使抗日根据地呈现民主、团结、进步的新气象。阜宁县参议会审议修筑宋公堤议案的过程便是一个生动范例。在参议会审议修堤议案时，一些地主士绅认为抗日民主政府是以修堤为名，乘机敛财，中饱私囊，因而采取不信任、不合作、不支持的“三不”态度。尽管阜宁县县长宋乃德在会上耐心说服，民主协商，议案还是通不过。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宋乃德决定不向民众摊派，而用当年县政府的盐税收入作抵押，发行修堤公债，这才通过了修堤议案。后来，在以宋乃德为主任的修堤委员会带领下，经过50多天的奋战，终于抢在海啸到来之前修成了全长90公里的海堤。而县政府发行的100万元公债，仅使用了51万多元，并在1942年由县政府按期收回。当地民众为表达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感激之情，称其为“宋公堤”。
在华中，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认真贯彻“三三制”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与党外人士协商，倾听社会各方面的批评建议，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形成决议并付诸执行。经过几年的努力，华中抗日根据地就因地制宜地制定颁布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法令条例，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法规体系，使抗日民主政府能够依法行政，按章办事。
1942年1月，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总任务。会议还提出了“彻底改造根据地内的政权机构，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成为包括所有抗日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权”的具体任务。华中抗日民主政权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42年9月，党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各级政府的负责人成为党委会的成员，这就从组织上加强了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各级政府行使立法的职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租佃、减租减息的条例、法规，同时还通过参议会，邀集地主士绅座谈，宣传党的土地政策，说服推动他们主动实行减租减息，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
由于华中抗日民主政权主要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加之复杂的三角斗争环境，各地对乡以下基层政权基本上沿用了原来的保甲制，并留用了大多数乡保长。这对于迅速开展抗日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在党的团结教育下，不少乡保长表现很好，有的还加入了共产党。但是，保甲制度的存在，使不少地方仍然被封建势力所把持。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后，各地以新乡制代替保甲制，分步骤地实行了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通过乡选，一大批群众团体的代表当选为新的乡村长。新乡制的实行和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对华中抗日民主政权起到了强基固本的作用。
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加紧推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愈演愈烈。华中抗日军民为战胜经济困难，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级政府成为大生产运动的组织领导机构，制定发布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生产建设计划，对奖励垦荒、发展纺织业、组织代耕代工、发放农副业贷款等作出具体的政策规定，以保障大生产运动蓬勃向前发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没收同盟国各大银行，关闭外汇市场，并强行收兑占领区的法币。日伪在排斥禁用法币的同时，将其攫取的法币投放到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套购物资，致使法币更加贬值，物价不断飞涨。华中抗日民主政权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各地迅速发行了抗日货币。到抗战胜利之时，华中各根据地银行发行的抗币共有120多种，主币、辅币种类齐全，形成了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在发行抗币的同时，各根据地不仅执行了保护法币、打击伪币的方针，而且坚持“以货贸货”的原则，制定相关的贸易管理法规和条例，开展了一场卓有成效的“货币战”，打破了日伪的经济封锁，使华中抗日根据地呈现商贾云集、货畅其流的景象，显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
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也是华中抗日民主政权可圈可点的建树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华中敌后地区的大批学校被迫停办，教师失业、青少年失学，教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抗日民主政权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恢复和兴办学校、发展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任，与日伪的殖民奴化教育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抗日民主政权里，教育部门及其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各地通过颁布教育法规，保证教育经费和师资的投入。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每年用于教育的经费都占到全区财政收入的25%。在抓好国民教育的同时，抗日民主政权还切实抓好社会教育。针对根据地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状况，抗日民主政权开展了以“扫除文盲，提高民众政治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冬学运动，举办各类扫盲识字班、农民夜校、俱乐部和读报组，把扫盲教育和学政治、学科学结合起来，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起到了重要作用。1942秋，在华中局安排下，上海之江等几所大学的20多名教授、助教和120多名学生曾从上海迁到淮南根据地办学，成立了江淮大学。1945年5月，华中建设大学在淮南根据地盱眙县新铺镇创办，第一期共招收学生600名。
1945年6月，中共七大胜利闭幕时，向全国发出了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号召。在华中解放区，苏中、苏北、淮北等地积极响应，相继召开各界代表联席会议进行贯彻部署，苏中区还成立了苏中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后因抗战胜利的迅速到来，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未能召开。为了适应“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形势，1945年10月29日，苏中、苏北、淮南、淮北4个解放区的参议会、行政公署的领导人和各界开明士绅在清江市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建立统一的苏皖解放区，成立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苏皖边区政府。1945年12月24日至1946年1月14日，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召开，追认了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和苏皖边区政府的成立。大会通过的《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组织法》规定：“在苏皖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尚未成立前，本会执行苏皖边区最高民意机关之职权，协助政府团结各界推行民主政治。”因此，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是华中抗日民主政权瓜熟蒂落的硕果。虽然它存在时间只有一年，且因自卫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但是为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