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农民，一辈子都与庄稼打交道。沉默寡言的父亲很少坐下来和我聊聊天说说话，我觉得他把所有的情感都变成汗水流进土坷垃里了。母亲却说，你爸为你哭过两回，只是你不知道。
农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不易，凑齐大学学费更是不易。父亲对我考上大学是喜忧参半，欲举债又无门，亲戚都穷。父亲便将地里的农活都交给母亲，自己在镇上的建筑工地谋了一份差事——提灰桶，一天下来可得十来块钱。父亲把挣的钱交给母亲时眼睛里闪耀着光亮，这光亮吸引我第二天随父亲去了工地。烈日下，我双手提着灰桶来来回回往返百余趟，我在心里算了一下账，一毛钱一趟。晚上收工回家，母亲捧着我打满血泡的手坚决不许我再去工地了。父亲在一旁沉默着。
我的打工生涯仅一天就结束了，只是每天在家帮母亲干轻松点的农活。
转眼开学。父亲卖了家里的两头黄牛。卖黄牛的钱和父亲提灰桶的钱都装在我腰间，母亲特意为我缝制的钱袋里。那天父亲骑自行车驮着我去镇上的汽车站，一路无言，我看着父亲后背的衣衫被汗水紧贴着，心里一阵酸楚。我很想问父亲，耕牛卖了，拿什么犁地？我很想说，爸妈不要那么拼命劳作了，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可是我终究什么也没说。
到了车站，父亲替我把行李拿上车，说：“到校了，给家里来封信，在外照顾好自己，不比在家呢。”我点点头，说：“知道了。我都成年了，能独自去学校的，您回吧。”车开走，我对父亲挥手道别。车窗外，扬起一层尘土。
母亲告诉我：那天爸骑自行车跟在汽车后面追了老远，回家后就边抽烟边流泪，然后拿了把锄头下地薅草去了。“你爸不让我说这些的。”
不说，我又怎会知道？我不知父亲的困顿、不知他的无奈、不知他的心酸、不知他的不舍，这些都是隐忍而深沉的。
父亲第二次为我流泪，是被医生告知我得了甲状腺癌，当然医生是瞒了我对父亲说的。那年我24岁，刚迈出大学校门。
手术那天，母亲摸着我的手说，就是个小手术，就像是小时候你腿上长了个瘊子，刀一划开就没事了。父亲也一脸轻松。手术台上，局部麻醉的我仍能感知器械划开脖子时那种深入骨髓的痛。不知怎么我竟然想起家门口满枝桠的栀子花，那么饱满，那么鲜活，吸吸鼻子，似乎就闻见花香。
我闻花香的时候，等候在手术室外的父母都哭了。父亲说，咱伢要真有什么事，自己是不活了的，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母亲说父亲犯傻，净说胡话。后来，父亲六十岁生日那天，学医的妹妹提及此事，父亲只是呵呵笑，父亲不懂癌也分轻重等级，但那份舔犊之情让已为人母的我红了眼睛。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父亲哭时我不知，他心里的痛我也不知。但我知，我是他心头的伤心处，今生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