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营一千天

金秋十月，丹桂的余香还没散尽，我与柳佳骧、柳佳骏两位兄长一起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探访我们的小姑柳茂才，聆听她讲述七十年前接受党组织的委派，战斗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里的故事。年逾九旬的小姑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从事地下工作养成了善于思考、沉着冷静、语言严谨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小姑对七十多年前往事记忆犹新，对我们娓娓道来。

深入虎穴

我从小就受家庭影响（二哥柳汀、小哥柳彤都是新四军），后来我担任小学教员时，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经受了组织上对我的考察，于1946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1947年8月，通过地下党员周明（化名周月英，1946年打入敌人内部）的介绍，利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机要人员更迭的机会，我们三个上海姑娘相继被安插进稽查处，执行上级党组织交给上海地下党“截获军统重要情报”的特殊使命。赵幼芷化名赵丽珍，傅亚娟化名李慧珍，我化名柳静芳。稽查处名义上属于淞沪警备司令部，其实隶属国防部保密局，是军统在上海的大本营。坐落在北四川路底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一座钢筋水泥构成的三层楼建筑，周围岗亭林立，电网密布，特警荷枪实弹，戒备森严，院内设有秘密监狱、水牢等。每到深夜，不时可听到撕心裂肺的惨叫，警车嘶吼着凄厉的警笛，不分昼夜地进进出出。

稽查处有着严格的“保密防奸条例”。所有人员一律具保连坐，明文示警防范中共人员打入，还秘密设立“肃奸组”，监视处内人员的一言一行。制度规定“不准翻阅他人案头文卷”、“不准探听他人行动秘密”等等。各人的办公抽屉、宿舍等随时会被突击搜查。所以，我们四个姑娘在稽查处成天“与虎狼为伴”，如履刀刃，稍有不慎，就会身陷囹圄，招致杀身之祸。

隐蔽身份是秘密斗争先决条件。为了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我们毅然与一切革命组织、民主人士和倾向进步的亲友断绝往来，使自己不因他人的牵连而暴露。我们默默忍受着由此而招致的蔑视和非议。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成群猎犬般特务的眼皮底下不露丝毫破绽，使自己从行为举止上完全进入扮演的角色。

为了在特务巢穴中站稳脚跟，我们把对敌人的仇恨深埋进心底里，主动同敌人打交道，和魔鬼交“朋友”。为此，我们仔细观察熟悉周围特务的脾气秉性、习惯嗜好及其思想动态，在恰当的机会以与各自身份相称的方式，逐渐与特务们架起沟通的桥梁，为自己筑起无形的隐蔽屏障，直到融会在特务的群体之中。稽查处长官交待工作时，我们总是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样子，而且每次都是认真仔细如期完成任务。校缮室主任宋莹是负责分配打字和誊写文件的，校对也是他亲自来做。他五十多岁，嗜酒如命，老于世故，对上司拍马逢迎，也喜欢听恭维话。我们几个总是尊称他“宋老先生”“宋主任”，偶尔有机会借酒敬他一杯。担任拟稿、誊写、管档案的，大多是军统设在福建的东南训练班出身的特务，大多二十四五岁，我们几个在业余时间或假日里，和他们一道看电影、逛公园、拍风景照、打羽毛球，与他们谈天说地闲聊，以拉近关系。

我们几个悉心钻研打字技巧，认真操作，文件打字既准又快，字迹清晰，格式规范，令人一看赏心悦目。为了全方位地获取各方面的情报，我们姐妹几个在处室里态度和善，手脚勤快，对特务们交办和请求协办的工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兢兢业业”“尽心尽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稽查处上上下下的一片赞扬声，为在隐蔽战线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艰巨任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魔窟里工作，特别是在与敌特的交往中，我们始终把握有“礼”、有“利”、有“节”的原则。我们人格的尊严，给了特务们一种不可冒犯的约束，同时还赢得了一些特务的“友情”，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特务们虽然在执行逮捕共产党人的命令时屡扑屡空，但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身边的四位“上海小姐”。

截获机密

打入国民党军统机关收集情报，如同在刀尖上跳舞，凶险万状。我们占据了情报课的打字岗位，犹如扼住了它的咽喉，情报不请自来，且源源不绝。如稽查处呈报保密局的“关于监视中共在沪秘密活动地点分配表及加强防止暴露的办法”、“关于逮捕中共人员名册”、“呈报保密局代电逮捕人员名册”、“稽查处下属各警备大队在押人犯的报告”、“关于逮捕中共和亲共人员的命令”、“关于稽查处情报工作的报告”、“稽查处工作年报”、“党政军宪警联席会议记录”、“日日情报”等等，还有“稽查处各级花名册”、“稽查处人事命令”、“各级警备大队官佐花名册”、“上海邮电检查组人员名单”等，统统经我们打字，凡是经过打字的文件，我们一律多印一份交与组织。遇有特务当场监视、寸步不离的情况时，就在主要内容打完后故意打错，将打错的纸揉成一团，丢进废纸篓里重新再打，然后把丢弃的捡回交与组织。

稽查处还有许多文件，经司书誊写后发出或归档，我们可望而不可得。一天，稽查处长要求限期将厚厚一叠文件誊写完毕。三个司书都认为即使加班也无法如期完成，和校缮室主任宋莹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赵幼芷插嘴说道：“先生们，要不要我们帮忙写？”正在为此犯愁的宋莹笑着说道：“好呀！那就请小姐们帮忙誊写，谢谢了！”“谢谢嘛，那倒不必了，抄好了宋主任要请客的，哈哈……”傅亚娟在旁边说。几天后文件如期誊写完毕，宋莹和司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夸奖赵小姐的字秀丽流畅，柳小姐的字清晰端庄，请客的事却不再提了。

从此以后，下达给各警备大队的命令、审讯中共人员的记录等，也经常交给我们来誊写和打字。司书们因此可轻松一点，自然高兴，而我们几个姐妹因为扩大了情报来源，感到无比高兴。宋莹也不再为分配誊写文件而烦心，真是皆大欢喜。1947年5月，华中十地委书记金柯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十地委的部署情况及所了解的我党在上海、苏南、山东等地一些领导机构和秘密联络点的情况。叛徒金柯的供词在特务机关辗转上报蒋介石的过程中也被我们截获，及时上报后使党组织避免了更为严重的损失。

此后，周与傅两人因工作需要先后离开稽查处。

稽查处的主要文件都存放在档案橱里，这是情报的宝库，可我们却无缘插手，但我们没有气馁。机会终于来了，警备司令部迁到四川路底，赵幼芷和我跟两个档案员都在一个办公室了，档案柜距我们近在咫尺。经观察，档案柜一般情况下是不上锁的，真乃天赐良机。赵幼芷与我商量出对策，我们以打字员人手少、晚上经常要加班为由，开始了在机关的食宿。每到晚上或逢节假日，我们即调虎离山，两人中有一人陪档案员去看电影或逛公园，一人乘机悄悄地从档案橱取出重要文件，带回宿舍，将房门锁上后迅速抄写。我俩清楚地知道这么做十分危险，但为了革命，为了上海早日解放，作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上海儿女，我们在所不辞，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通常档案员看完电影后，就回机关宿舍就寝了，而赵幼芷和我仍伏案疾书，万籁俱寂中，钢笔尖在纸上发出了沙沙的声响。人困了，就用冷水毛巾擦擦脸；脚冷了，就用电炉取取暖。一次，我正在全神贯注地抄写文件，一股呛人的焦味刺鼻而来，定神一看才发现我的呢裤被电炉烤糊了。文件一般到子夜才能抄完，我们观察周边没有可疑情况后，再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放回原处，不留任何可疑痕迹。其间，我们搜集到“保密局派员疏散名单”、“稽查处官佐伪造国民身份之花名册”、“淞沪警地区工事构筑要图”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上海即将解放了，赵幼芷和我接到搜集稽查处特务履历、住处、照片的任务。我们借了照相机，以游玩为名，拍摄特务的肖像照片，同时在海光像馆加印了一张稽查处的集体照片。我们还借口向管稽查处人事的陆某某要到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和底片是为解放后肃清特务而准备的。

自周明于1946年初打入稽查处，到1949年赵幼芷和我最后撤离，整整三年时间里，我们收集的情报当有数以千计，解放后存档上海市公安局的就达百份之多。

从容撤离

1949年春天，上海周边不时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这是上海解放的前奏，淞沪警备司令部开始焚烧档案，这是敌人逃跑前的迹象，赵幼芷和我还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我们以多挣几个“袁大头”为借口，留在稽查处。稽查处主任秘书找我俩谈话，动员说“我们一起去台湾吧”，我们摇头说父母不舍得。秘书威胁说道：“你们知道的情况很多，如果提供给共产党，当心我们是有人留在上海的！”我们当然不理睬他。

我军突破长江天险，直指上海。稽查处的特务们惶惶不可终日 ，一个个情绪沮丧。尽管头目三天两头发“大头”，欲以此稳定军心，但还是有许多人没去上班。5月24日，我和赵幼芷接到随时自行撤离的命令。下午5时光景，我俩先后离开了稽查处。赵幼芷手捧着那尊洁白的安琪儿石膏像，从容地向虹口方向走去。我也搭上了从四川路底发出的最后一班电车回家了。而当晚9时，稽查处全处人员和物资从张家浜上船，在苍茫夜色中逃往台湾……

我们静静地聆听着小姑的叙述，我不停地记录着，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小姑还翻出了家里珍藏的影集给我们看。打入敌营的“四姐妹”，三位都已辞世，只有柳茂才还健在。她和我们姑父陆茨如今在六朝古都静静地过着晚年生活。作为晚辈，我们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也希望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成为我们的红色家风，发扬光大，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