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在敌特心脏的“女交通”

我叫孙联际，生于1930年，是江苏省泰兴市孔桥乡管营村人，中共党员。我1944年参加革命，先后当过地下党的交通员、宣传员、妇女会长、区妇联干事、科长、乡党支部书记、副区长等职，曾前后三次见过毛主席，上过天安门，坐过观礼台。

我的故事得从1944年春讲起，当时我刚满14岁，在别人的眼中是个极不起眼的黄毛小丫头。正是我的这个不起眼的身份，引起了当时地下党同志的关注——那时，距我家仅一箭之地的管营庙庄小学，有位名叫吴惠民的老师（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区委书记），他对我家的情况比较熟悉，知道我五哥在1941年参军，是粟裕司令员主力部队中的一名排长。没事时，他常来我家串门。开始时，他只讲些生活琐事，时间长了，彼此熟悉了，他就逐渐讲些革命道理。在吴老师的启发下，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由于家境贫寒，我上不了学，吴老师便劝我去学校免费旁听。他给我讲得最多的，是地主为什么会富、穷人为什么会穷的道理，告诉我穷人要翻身就只有参加革命。后来，他又进一步启发我参加革命，为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我按照吴老师的指引，以串门、割草、挖菜、爬树掏鸟窝（瞭望敌情）等形式，去了解敌人的动向，由吴老师汇总后交我送出。

第一次送信，是我14岁那年的一天。吴老师递给我一封信，要我送给情报站的曹正刚。后来，我又成了曹正刚站长的交通员。一次，曹站长命我将一封信送给许家庄地下党员王照吾同志。那时正值夜色蒙蒙，往返路途20多里地，走大路怕被人发现，便尽可能走小道。信件送达，再抄小路返回家中已近午夜。爸妈听到我进屋子的响声，盘问我去了哪儿了，我一时回答不上来。爸爸十分恼火，劈头盖脸地伸手打了过来，同时大声地吼着：“一个女孩家，深更半夜地朝外跑……”我灵机一动，编了个谎言：“跟几个小姑娘在田边瓜棚间捕捉萤火虫子呢！”爸妈见我腿脚上有泥巴，就信以为真，不再追问。

正因为我及时送达情报，才使得第二天敌人消灭区游击队的企图落空了。时间长了，送信，传递情报，便成了常事。爸妈好像也明白了什么，觉得女儿一定在干着一件了不起的正经事儿！我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

1946年底，我借故走亲访友，或佯装去拾柴草、剥树皮，到几个联络员处打探敌人动向，晚上将情报转给时任副区长（新四军北撤时留下坚持对敌斗争的口岸区负责人）沈战堤，再把沈战堤的指示信件带回来。传递情报，交通员之间是不可见面的，我有时将情报压在墓地坟帽子（坟墓顶端形如帽状的圆形土坯）间， 有时将情报送进土地庙，压藏在观音娘娘的座位底下……急事须办的情报，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直接送达。一次，我在黎明前完成了任务，返回途中碰上了正在“扫荡”的敌人。他们边呯呯嘭嘭地开着枪，边吆三喝四地驱赶着群众。我急中生智跳入河中，折一根苇杆，将情报塞进芦管里。 一手抓住芦苇杆，摘下一片荷叶，遮在露出水面的脸上。一个敌兵突然停下脚步，用枪刺指着我这边大声地喊着：“那边，那边，是什么声音？”另一个敌兵走过来用枪刺拨弄着我身边的芦苇。“噗，噗噗——”就在这时，几只受惊的水鸟，从我身边不远处腾空飞起。那人大骂了一声：“娘的，是你们在跟国军捉迷藏哪！”说完，枪刺一扬走了。 哎哟哟，谢天谢地，要不是那几只飞鸟，我和我的情报准会落到敌人的手里啦。

1946年某月，有一次，管营庙里正神座下，放有区委发展联络员和积极分子的机密名册，由于情况特殊一时未能转移，组织上要我以学生身份负责看管。这天中午，我发现学校的一名禇姓老师和德俊和尚在叽叽咕咕地低声交谈着，还时不时地走进神庙大殿，转来转去地看着。我见情况不妙，又来不及请示汇报，便当机立断，不顾个人安危悄悄地绕到神像后边，取出名册藏在腰间，俯身走出神庙，将名册及时送达中心区领导。次日早晨，当敌人前来搜索名册时，扑了空。

由于我长期在这一带转悠，敌人便开始注意起我这个黄毛小丫头来了。就在敌人准备对我下手之时，组织上从内线也获悉了这一情报，便通知我立即撤出，去启华乡一带投亲靠友打埋伏。后来，敌人公开要追杀我，我在埋伏点蹲不下去了，只好利用青纱帐，东躲西藏，尽管如此，晚上我还是照样去敌据点散发传单。敌人抓不到我，于1948年3月2日枪杀了已身怀六甲我的四嫂。第二天，区委书记沈战堤、副区长戴新廉特来我家吊唁，同日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命我为管营乡党支部书记。

敌人杀害我四嫂的罪恶手段，激起了我对他们更深的仇恨，使我坚持继续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8年6月起，我调任区妇联干事、科长。此时，解放战争主战场捷报频传，县、区、乡武装力量空前发展，我们的中心任务由坚持原地斗争，转变为迎接大军南下、做好渡江作战的后勤保障工作。1949年4月，苏北解放后，我继续投入到地方建设之中。组织上为了培养我，曾先后让我去县、地、省党校和全国妇女干部学校学习，并脱产三年到工农干校学习文化，以提高思想觉悟、文化素养和增强党性。现在我87岁了，回忆起战争年代的烽火岁月总是历历在目，生出无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