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领域里艰辛探索的勇者

与朱子彦教授煮茗而谈，感悟颇深：他虽身为博士生导师，且著作多多，但平易近人，言谈随和，甚至还有一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童趣。尽管多年来在历史的故纸堆里钩沉，但他不随俗流，不人云亦云，而是以独特的视角，在多个历史视点上，勇于探索，自成一家之言。更可贵的是，已是名人的他，在说起成长的历程时，却不饰不矫，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朱子彦，也让我们从中参悟出了一条励志育人之道。

从“休学”中奋起

家境颇好的朱子彦并不快乐。 5岁那年，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发病时，气喘憋得脸发紫，唯有送医院去接氧气、吊“肾上腺素”点滴，他才能平哮止喘。

时常发作的哮喘，令正在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读书的朱子彦苦不堪言。那时，济济一堂的学子正在专心致志地聆听老师的讲课，他却因气涌喉痒而咳喘不止，由此打断了老师的授课，也破坏了同学的学习兴致。班主任老师不得不建议他休学。无可奈何之下，他休学回家。

休学的少年朱子彦曾经有过一段苦闷与彷徨。是啊，看着同年的孩子背着书包，唱着跳着去上学，他却只能扒着窗口看淮海路上的街景。好在朱子彦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乐园，那就是他拥有一部自小就情有独钟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这部半文半白的小说对于一个才上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来说，难度是很大的。怎么办？这时，曾在江苏南通女子中学读过高中的母亲王景文，就成了他的文言文启蒙老师。母亲非但给他讲解《三国演义》里出现的文言文，还到卢湾区图书馆去借一些优秀的古典散文读给他听。日积月累，朱子彦非但将一部《三国演义》读得滚瓜烂熟，而且还通读了蔡东藩的《东周列国志》及“二十四史演义”。

每天除了读史，母亲还要求儿子按照学校教学的进度，自学小学课文。通过自学和读史，他以全科优秀的成绩获得小学毕业证书，与原来的同学一起升入建庆中学。

初中刚毕业那年，恰逢“文革”。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想读书的朱子彦无学可上。以后他被分配进了闵行的一家大型国营电机厂工作。然而，没等他高兴一个星期，人家说他有肺气肿，居然取消了进工矿的资格，而被分配到街道一家电珠加工场里打杂工。朱子彦的情绪一落千丈。

街道工场的氛围和社会上无休止的“革命行动”，都令朱子彦感到日子难过。怎么办？他暗下决心，坚持自学，让学习去冲淡郁闷之情。于是，人家天天敲锣打鼓喊口号、挥红旗闹革命，他就到处想办法去找书看。那时，他有一位朋友家里的藏书颇丰，又因为“出身好”而未遭造反派的破坏。朱子彦获悉这一情况后，马上就找上门去借书。那位朋友说，在我家里看，可以；想借回去，不行。这也难怪，在那个年代里，万一这些书被造反派发现，那是要遭殃的！朱子彦表示同意，从此他就成了那位朋友家的常客。在那个小天地里，坐拥书城的朱子彦如入山探宝，如下海采珠，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这时，他的读书兴趣已从读故事性的“演义”，向正史《三国志》、《中国通史》，以及《文心雕龙》、《艺概》等文艺理论过渡，他还读秦牧、杨朔、刘白羽等散文大家的美文。当然，他也读了不少马、恩、列，以及毛泽东的著作。这时，他才真正体会到学海无涯，知识真是个深不可测的海洋。

朱子彦是个喜欢买书的人。那时，只要看到新华书店里有他喜爱的书，那是一定要买的。尽管那时，他在街道工场一天只拿七毛钱，可是好书不能错过，于是只好节衣缩食，省下钱去买书。那时，他觉得少吃一只好小菜，少穿一件新衣裳都不要紧，只要有好书在手，他就心满意足了。“文革”后期，有一次他去北京，在琉璃厂的古籍书店里看到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古书，欣喜不已，就竭尽所能买了下来，结果，连回上海的车票也是北京的大哥给买的。回来后，朱子彦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系统、完整地将这“前四史”通读了一遍。

于是，分配工作的不顺当与郁闷，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读书使朱子彦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日子过得很充实。

有意思的是，街道的干部不知怎地知道了朱子彦是个“蛮有知识的人”，就让他参加“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朱子彦的数理化不大灵光，但文章写得蛮有味道。当他的一篇篇文章写出来后，大家说“瞎灵（沪方言，极好）”！从此，文章写得“瞎灵”的朱子彦就经常被人请去做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的辅导报告，作演讲。从此，文章写得“瞎灵”、口才也“瞎灵”的朱子彦可以不去街道工场打杂，可以很风光地去当辅导老师，当演讲员。

朱子彦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我之所以能没有迷失方向，这与我把握自己，坚持学习，是有很大关联的。这也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段经历！

以优秀成绩考进复旦大学

1978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上大学是朱子彦梦寐以求的事，消息传来，他欣喜若狂。然而，光有热情是不行的，因为要走进高等学府，就必须参加高考，那种“交白卷的大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时，朱子彦只不过是个初中底子的人哎！想考大学？他想了想，语文没问题，政治也不在话下，历史更不用说，但数学呢？难，太难了！自小就对数学“感冒”的他，此科成绩一向不大灵光。怎么办？恶补！朱子彦立即向邻居读初中、高中的学生借书，借习题集，埋头学习，埋头做习题。之后，他又去请教在华东理工大学任教授的二哥。哥哥知道弟弟想上大学的心事，就耐心地从一元一次方程到函数，帮助他进入数学的领地。尽管如此，这年考试他还是因为数学太差，而使总成绩差几分而名落孙山。

这个打击令朱子彦醒悟：知识不是靠“恶补”于一时就能真正学到手的，它必须在勤奋之中循序渐进。

高考落第，朱子彦并未意志消沉，相反更激起了踏踏实实学知识的决心。在新的一年里，他认认真真地、系统地再学习，1979年，朱子彦终于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复旦大学历史系。

朱子彦是个“不安分”的学生。他在故纸堆里钩沉历史时，时有奇想，闪出思想火花。他总是要提出一些“奇谈怪论”。其中，大胆地对历史人物进行质疑，就令一些同学，甚至老师感到匪夷所思。比如，他对人们对中国皇帝制度的产生与认知的一些定论，就表示存疑；对我国历代的后宫状况，也觉得心有疑窦；至于对《三国演义》中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以及司马昭的历来定论，都觉得有可以商榷之处。尤其是那句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似乎司马昭成了阴谋家的代名词，更有不同看法。其实，唯因司马昭的“三家归晋”，才结束了长达百年的战乱之祸，这于国于民都是幸事，比诸曹操的统一北方，更是居功至伟，何阴谋家可言？

于是，他就拿起笔，运用自己多年来的学识积淀和考据，直抒胸臆，写出了一篇篇论文。其中，《论明代的仁、宣之治》，是他毕业时的扛鼎之作。这篇论文获得了专家、教授的好评。不久，这篇论文就在国内史学界很有影响的学术杂志《史学集刊》上发表，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

说起这篇毕业论文，朱子彦感慨地告诉我说：在复旦历史系就读的日子，是他最好的学习时光。这里非但学习氛围好，而且多有饱学真才之士！其中，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著名的明史专家汤纲，就令他终生难忘。当时，汤教授在看到朱子彦自选的这个课题时，极为赞赏，他觉得这表现了做学问的勇气与胆识。在汤老师的支持、指导下，朱子彦在史学的高峰上不断地攀升。

勇于探索   立言争鸣

一部《三国志》，一部《三国演义》，对于朱子彦来说，早就烂熟于胸。于是，他从考据入手，写出了《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三国史新论》、《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试论诸葛亮的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等。那时，国内还没有掀起“三国热”。

朱子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研究历史，并非只在一亩地里刨食吃。他以多年来积淀下的史学知识，多点式、多视角地去看待中国史，言人所未言之言，著人所未论之论。由此，他在史学界一向很热的“党争”问题上，进行探讨，写出了明史的《胡蓝之狱辨析》、《明代内阁与党争》、《明代“大礼仪”中的党争》、《朋党政治研究》，均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他还对中国历代后宫进行了研究，著作了《后宫制度研究》一书；与徐连达教授合著了《中国皇帝制度》。

说起《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一书的出版，还引出了一场风波。那是因为朱子彦对诸葛亮、司马昭等三国历史人物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评价，没想到，书一出版，就遭到“网民”的攻讦、谩骂。对此，朱子彦宽厚地说，学术上的事，允许争论，允许有不同见地，这是好事。人家越是骂你，你就越是要冷静地反思，找出更符合科学精神的论点去回应，以理服人。

2007年，朱子彦在多年研究三国史的基础上，推出了其通俗性史论新著《朱子彦论三国谋略》一书，并应邀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中，走马三国，纵横汉魏，侃侃而谈，受到了观众的认可与赞扬，创下了很高的收视率。

朱子彦自1983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到现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来，他在典籍浩繁的史海里探索，独辟新径，走过了不寻常的治学之路。为此，他付出了超常的艰辛。他说，古人曾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的名句，人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也是我应尽的责任。

朱子彦不善应酬，但却合群。他说，我是与这个时代一起走过坎坷的人，尤其是亲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历史，见证了这一段值得研究和大书特书的新时代。我作为一个在魏晋史、明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史学领域里从事史学研究者，有责任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文章。

在采访结束时，朱子彦教授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我想借《大江南北》一角，寄语青年一代，特别是当代大学生：一定要用勤奋、坚持的精神，耐得住寂寞，去学好、钻研好你所选择的学科，创造性地、科学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开创一片新的天地，做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