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悬敌后的浙东抗日斗争

浙东抗日根据地包括四明、会稽、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北部）、浦东四个地区，地处沪、杭、甬三角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地区狭小，孤悬敌后，处于日、伪、顽夹击中，斗争极为尖锐复杂。三北和浦东地区紧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斗争环境更为险恶。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战略决策的指引下和在浙东区党委的具体领导下，浙东根据地高举抗日旗帜，依靠人民群众，粉碎了日、伪数以百计的“清乡”和“扫荡”，痛击了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和围剿。经四年浴血奋战，从1941年夏，由浦东南下时的900余人到抗战胜利发展到15000余人（包括地方党政干部），创建了2万余平方公里、400万人口的根据地，成为全国19块根据地之一。

1941年4月，日寇发动宁绍战役，杭甬铁路沿线沦为敌后。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遵照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及时组织浦东地区党的武装力量共900余人，由姜文光、蔡群帆、林友璋、朱人俊等同志率领，从5 月到9月分7批南渡杭州湾，采取隐蔽方式进入三北地区活动。6月中旬，在相公殿两次伏击日军，打响了浙东抗日第一枪，震动了整个三北，群众奔走相告“真正的抗日部队来了”！紧接着又在登州街、横河、梅园丘、长岭等地区连续打击日寇，与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博得了三北人民的热情拥护，使我军较快地站住了脚跟，1941年10月成立了统一领导三北地区抗日武装的浙东军分会。

1942年5月，日寇发动浙赣战役，金（华）萧（山）线两侧沦为敌区。浙东军分会迅速组成南进支队200余人，由蔡群帆率领挺进会稽山，与绍（兴）属地区特派员杨思一会合，全歼土匪徐文达部200余人，开辟了以诸（暨）北枫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后不断打击日伪军，相继建立金、义、浦和诸、义、东抗日根据地。1943年底成立金萧支队。

1942年7月28日，中央华中局正式批准浙东区党委成立（谭启龙为书记，何克希、张文碧、杨思一为委员）。与此同时，成立了“第三战区沪淞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区党委又制订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的方针。从此，正式揭开了浙东敌后抗日斗争的新篇章。

1942年10月，我军正在三北地区进行反“扫荡”斗争，国民党32集团军司令李默庵，为阻止我军南进，指派在杭州湾北的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长艾庆璋纠集金山、平湖自卫总队共2900余人，南渡杭州湾，进犯三北，妄图乘我立足未稳，将我消灭在三北海边。扬言要在三北地区独收钱粮、税款，并要我军让出整个三北地区，逼我于绝境，并摆出一副大打出手的架势。面对这严峻的局面，浙东区党委经反复考虑，认为能否打好这一仗，关系我军能否在浙东立足和发展的大局。因此，决心集中全力，消灭艾顽。经报军部批准，迅速集中全区所有部队到三北游源地区，共1300余人。力量对比，我处劣势。要以少胜多，决定寻找战机，各个击破。11月28日晚，我第4、5支队成功地突然袭击登州街、草楼一线的张立民金山自卫总队，除张只身逃跑，其余500人全部被俘。12月8日晚又直扑黄家埠王八妹部，俘平湖县长谢友生以下500余人；再乘胜连续打击艾部主力，歼其大部，艾庆璋割须化装逃跑。此战，历时18天，经29次战斗，终获全胜。

这是浙东第一次自卫战斗，取得了完全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三北人民，锻炼了部队，发展了武装力量，我军增至2000余人。三北地区除少数日、伪据点外，都成了我们的根据地。为开辟四明山、会稽山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在三北站稳脚跟后，按照区党委的既定方针，接下来的重要任务是开辟四明。只有开辟了整个四明山区，才具有建立一个战略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理保障，才有相当数量的人民、一定的物资，建立自己的后方基地，战略上才有回旋的余地。而开辟控制四明山的关键是夺取四明山中心的重镇——梁弄。1943年春，区党委和司令部亲率司、政机关、三支队、特务大队、教导大队等渡过姚江，经过周密准备于4月23日奔袭梁弄，激战16小时，歼灭伪十师一个营，解放了梁弄。进而开辟整个四明山区，此后，区党委和司令部就入住梁弄横坎头，成为浙东地区抗日的领导与指挥中心。浙东的抗日斗争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军的发展壮大，引起日、伪、顽极大的仇恨和恐慌。蒋介石更把浙东抗日武装视为眼中钉，1943年秋曾三次电令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限期消灭浙东我军。11月4日国民党32集团军司令李默庵下令所属的贺钺芳挺进第三纵队，田岫山挺进第四纵队，张俊升挺进第五纵队向我进攻。我集中兵力，在东西岙重创贺部，贺亦受伤，狼狈逃窜，挺4、挺5被迫退回原地。

国民党顽固派灭我之心不死，12月20日李默庵又第二次下令，并调来美械装备的突击总队第一队（下辖五个营、每营1000人），加上浙江保安团等达三万之众，超过我军十倍，向我四明山全面进攻，形势十分严峻。

就在此时，12月22日新四军军部电令浙东抗日武装“废弃灰色隐蔽面貌”，“公开打出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旗帜，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任命何克希为司令、谭启龙为政委、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极大地鼓舞了浙东军民。

国民党军自恃兵力强大，装备精良，以突击营为骨干，齐头并进，寻我主力决战，妄图把我消灭在四明山区。敌步步紧逼，我军主力就跳出包围圈外，奔袭89团驻地章家渡、三界及其后方，直至会稽山地区，截获大批物资及弹药。本应在该地区开辟新的地区，但因接四明地区误报突击营已击退的情报而过早返回，加上情报有误造成前方（村）战斗失利，陷入困境，迫使区党委和纵队领导作出了“用分散的游击战争坚持斗争”的方针。何司令、谭政委率司、政机关和三支队等大部主力，跳出四明，北渡姚江，转入三北地区。

这是浙东最艰难的岁月。谭启龙回忆说：“后来的历史证明：我大部主力北渡姚江，跳出四明，避开强敌，是带有战略意义的行动，使我浙东游击纵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渡过了最困难最险恶的时期，保存了实力，为以后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浦东部队南下开辟浙东后，浦东地区已经成了空白。浙东区党委成立后，考虑到该地区是上海市的郊区，且西连青浦，可与6师江南地区相连系，海上交通还可与苏北1师相连系，坚持认为该地区斗争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1942年9月又派朱亚民率领11人的短枪队重返浦东。这支小部队到浦东时，正值日寇调集5000余人对“清乡”区全面封锁，一片白色恐怖笼罩浦东大地。为使游击战顺利开展，他们首先进行除奸活动，在较短时间内将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100余人全部镇压。同时，游击队向日、伪军频频出击，出没于港湾河道之中，伏击小股敌军，奇袭日、伪据点。到1944年夏敌人因到处挨打，只得把浦东平原上的近百个据点撤得只剩二三十个。我军发展到300余人，成立了淞沪支队，到抗战胜利时增至1000余人，并越过黄浦江与浦西、青西地区连成一片。

最后要补充的是,浙东区党委在领导浙东抗日反顽斗争中，还抓了两件卓有成效的大事。

一是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区党委坚决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抗日。各级党委和领导，一面组织指挥打仗，发展武装力量，一面做好统战工作，争取中间势力。以打仗促进统战工作，以统战工作保证战斗胜利。

当时，国民党暂编33师田岫山的88团和张俊升的89团，因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跑到四明山来。为了争取他们共同抗日，何司令不顾个人安危，三次“单刀赴会”，仁至义尽地向他们宣传抗日主张，签订抗日协议，最后促使张俊升部起义。在第一次自卫战中，由于说服三北地区的实力派顾小汀、魏显庭、孙远达等保持中立，使我军顺利歼灭艾庆璋部。

浙东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有大批开明绅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和腐败现象不满，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向他们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共商抗日的大政方针，邀请他们参加各级政府担任要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极为必要的。

二是建立了抗日政权。在敌后建立抗日政权，不仅是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而且是扩大武装力量、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保证，浙东区党委根据斗争形势，采取一系列方针政策，完成对旧政权的改造和新政权的建立，从部队性质的办事处过渡到“三三制”民主政府。以较短的时间建立并健全行政公署及县区政权，推行有关政策法令，发挥了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作用。充分显示了浙东区党委和纵队领导在浙东抗日反顽斗争的实践中，能创造性地运用毛主席的“三个法宝”的思想，因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浙东纵队及大部分地方干部北撤后，只留少数干部坚持斗争，他们以无比坚定的信心、采取更加灵活的方法，克服各种艰难困苦，作出必要牺牲，终于在强大的顽敌统治的情况下，站住了脚跟，而且逐步壮大了自己，组建了新的三五支队，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最后配合解放大军南下解放浙东全境，迎来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