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救亡号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

9月19日，也就是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处在事变第一线的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市完全占领了”，“ 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的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同时强调，“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所引起的。’这是完全骗人的造谣”！这一宣言首先郑重揭露了事变真相、实质，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

事变发生的第三天，9月20日，中共中央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指明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发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一系列的号召。同日，中共中央还在党内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在总结工农红军之所以能够冲破第三次“围剿”的原因，以及这一胜利的重大意义的同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同时，这一事件，必然将更其加紧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掠，与对于苏联的进攻。并且使帝国主义内部（尤其是英，日，美）的矛盾，更其增加。这一件事〔事件〕，将成为世界大战，尤其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伴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加紧侵掠而来的，是中国民众反帝潮流的高涨，尤其在日本占据东三省之后。东三省的占据，像电火一样燃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的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使他们为了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在上海等地，现在应该立刻以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在满洲党要立刻分配干部到南满各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与动摇不满东北军阀的军队中去发动反日斗争,游击队战争与兵变”。

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和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就日军侵占东三省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央《决议》详细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是在怎样历史背景下制造这一事变的，其目的是“以军事和武装的力量将中国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之下，巩固他们在满洲的统治，加倍地榨压剥削中国的劳苦群众，以找求本国经济恐慌的出路，并依据着满洲的战略上的各要点，准备反对苏联的进攻与帝国主义争斗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战争。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同时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辱权的不抵抗政策。《决议》指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争斗”。《决议》强调“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9月25日，正在苏区抗击国民党部队“围剿”的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和反动本质，谴责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
9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那时离开九一八事变已经两个星期了，日本侵略军在以武力占领沈阳、营口、长春与南满安东两铁路线上的各重要城市，占领吉林、延边、新民各地，并委任沈阳及其他地方的行政长官，实行对于这些占领区域统治权，并将入侵驻扎朝鲜的大批军队调入，公开宣布要把东三省成为独立国家。同时向青岛、天津、北京、葫芦岛、秦皇岛各地增兵，而日本全国的军队，亦在动员备战的状态之中。《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指出： “‘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工农，同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已经成为全国民众的普遍的要求，在市民大会，工厂区域的群众大会，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群众会议以及罢工，罢课等的斗争中，全中国的民众都表示了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决。反帝的斗争现在正像风起云涌般升长起来。这一斗争必然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揭露国民党当局“希望国际联盟，希望美国来主持‘正义’与‘公道’，来干涉日本的武力侵掠”，无异于“与虎谋皮”、“引狼入室”。

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东北全部沦陷。1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号召全中国民众必须坚决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建立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创造出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民族的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号召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众“到红军中去，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以民族的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以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关注，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把上海变成它进一步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经过事先制造一系列事件作为借口，日本侵略军于1932年1月28日，向上海闸北发起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19路军奋起英勇抵抗。

事变发生前夕，1932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部发出紧急通知，并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的军队来上海进行着各种挑衅，准备着血的屠杀劳苦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占领上海”，“我们现在是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必须毫不迟疑的实行罢工罢课罢岗”，“必须每一个人迅速的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察队，举行兵士与民众的大联合”，实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号召19路军士兵和巡捕、警士与民众联合起来，把枪口对准日本帝国主义。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江苏省委发表《告19路军士兵兄弟书》，鼓励士兵们英勇抗日，指出只有和工农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才是出路；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各界抗日团体开展了支援前线19路军抗战的工作，动员各界人民群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运输队等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这一活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19路军和随后参战的第5军（张治中任军长）部分官兵，不顾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远远不如日军等种种困难，顽强战斗、不怕牺牲，坚持抵抗一个多月。日本侵略军被迫三易其帅，数度增兵，损伤1万余人仍无法实现速战速决的迷梦。最后，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已于3月1日放弃前线阵地，撤出上海。经中日双方谈判，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和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本可在上述地区驻兵。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坚决地起来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解放。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错误口号，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错失了将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的时机。然而九一八后中共中央率先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并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推动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